中国人都该知道：改革开放40年，40个关键时刻

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偶然性。

思想解放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爆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农村改革

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 18 位农民，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

1. 分田到户;

2. 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

3. 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 18 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

“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严俊昌说，

“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意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第一项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巧合的是，李克强 1976-1978 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改革开放

1978 年 12 月 18 日 - 22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这次会议被国内外普遍视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

经济特区

1979 年 8 月 26 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 327.5 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 395.992 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

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户，历史性地终结了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

“特区”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词之一。

▲1980 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考察

计划生育

1953 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计每年要增加 1200 万人，增殖率为 20 ‰ 。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认为，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 39 ‰ 。

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 22 ‰以上。如此发展下去， 50 年后，中国将有 26 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直到 1980 年国家才正式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

我国人口出生率由 1970 年的 33.4 ‰下降到 2012 年的 12.1‰，1970 年我国净增 2321 万人，2012 年净增 669 万人。

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完美的，但实践证明了在特定阶段对缓解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历史贡献。

2015 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私营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期，私有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傻子瓜子的起伏见证了民营经济艰难的破茧。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

1984 年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用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指出：

“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7 年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

1991 年 5 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期 3 年。

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 100 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

1992 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7 年 10 月十三大举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

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

由此，“聚精会神搞经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目前，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 GDP，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顺天应时，十九大宣布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浦东开发开放

1990 年 1 月邓小平来沪，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

同年 3 月邓小平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非常明确地又一次说，

“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1 年大年初一，邓小平出人意料地对上海一干领导讲话，

“你们要抓住 20 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

三天后，邓小平与朱镕基等人察看了浦东新区的地图和模型，并再次讲话，

“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留余地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开发迟了，迟了至少五年，我在 84、85 年就觉得应该开发上海，但那时还没下这个决心。”

浦东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推进的第二阶段。

▲1994 年的陆家嘴

股票市场

1990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营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 5 月 21 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 天内暴涨 570 %，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在那个连“市场经济”都是敏感词的年代，这不能不说中国对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次分外大胆的跨越式熊抱。

皇甫平事件

1991 年《解放日报》负责人周瑞金与施芝鸿和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在当时沉闷的思想市场投下重磅炸弹。除了当年 4 月新华社《半月谈》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少数进行攻击、批判。

“皇甫平”系列文章拉开了中国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大幕，成为邓小平南巡的投石问路。

头脑风暴

1991 年 10 月 17 日到 12 月 14 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了 11 次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

1.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

2. 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

3. 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 5 次。

吴敬琏、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周小川、郭树清等都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

这些会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做好了接生准备。

九二南巡与下海

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88 岁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抛出“三个有利于”、“谁不改革谁下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金句，为陷入困局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局面，改革春风席卷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由此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大批官员学者下海，中国企业家的“九二派”诞生。

市场经济诞生

1993 年 11 月 11～14 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与八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此次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次重大和系统的“顶层设计”。

破三铁与下岗

1992 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

“破三铁”成为朱镕基改革攻坚战的关键一战，是一次异常剧烈的观念和利益的冲撞。以 3000 万国企职工下岗的阵痛为代价，国有企业真正迈上了“市场化”的征途，也破解了银行坏帐的死结。

分税制改革

朱镕基上任副总理后发现，“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从 1993 年 9 月 9 日到 11 月 21 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 60 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 17 个省、市、自治区，解释分税制方案。

朱镕基说，

“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 5 斤肉。”

分税制彻底逆转了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但也留下两个后遗症：

央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中央转移支付导致“跑部钱进”);

土地出让金归地方，埋下了土地财政的历史隐患。

房改

199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改变了解决住房“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的观念，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入住新房成为老百姓购房自住的最佳选择，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

如今，房地产早已成为对经济、金融、居民财富举足轻重的关键行业。

香港回归

1997 年初邓小平去世，遗憾地错过了几个月后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

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更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国际桥梁、标杆和金融资源。

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朱镕基曾聘请香港监管人士史美伦、梁定邦担任中国证监会高层。

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第一次面对家门口的金融风暴：

人民币顶住压力没有贬值;

中央力挺香港击退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攻击;

通过减税等方法扩大内需。

这次危机中国目睹了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遭受危机打击的惨痛经历，增强了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危机和金融开放风险的认知，也为此后推动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强大危机感和驱动力。

国退民进

十五届四中全会于 1999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国企改革里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启了“国退民进”;

2)政商分家：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3)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遗憾的是，这一点后来未得以被落实)。

银行业重整

2001 年是中国金融业最困难的时刻：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30 %，连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

为拯救银行业，中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银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

财政对银行注资。

此后，中国银行业奇迹般起死回生，工商银行成为“宇宙行”。

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今天将会怎样?

入世

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了拉锯式谈判，关键时刻朱镕基亲自披挂上阵。

事后看来，中国成为 2001 年入世的最大赢家。但在当时，国内却弥漫着“入世是引狼入室”的悲观气氛，可以说入世是一次充满历史勇气的抉择。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入世后，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入世也证明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有效性。

世间已无体改办

1980 年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从体改委到体改办，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机制创新，也培养了大批“改革促进派”政治精英，以王岐山、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为代表。

由于体改委本身没有审批权，相对有效地避免了改革被部门利益绑架的陷阱。

遗憾的是，2003 年体改办被并入新成立的“发改委”。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学界大力曾呼吁重新设立“体改委”。取而代之，中央决定设立更高层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历届体改委、体改办主任

一行三会体制确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深化的进程。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专门的中央银行，随后证监会(1992)、保监会(1998)、银监会(2003)分别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为此后金融业大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近年来，随着金融混业、金融创新的演进，一行三会体制变得难以适应。

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拉开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大幕。

保护私有财产入宪

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入宪法。

这一突破，体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经济观念，私营经济历史性地赢得正式合法化。

彼时，民企已占 GDP 50 %左右。

▲长期为民企地位呼吁奔走的“保大炮”保育钧 2016 年去世

废除农业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崛起，背后则是“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历史贡献。但沉重的负担令低效率的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承受。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笔者至今对小时候去乡里交公粮挥汗如雨的痛苦场面记忆犹新)。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

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交公粮

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股市成长中一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同股不同权。

“大非小非”转为流通股的恐惧，导致股市持续低迷。

2005 年，中国创造性地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化解了这一难题。

证监会“非常英明地”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了每一个上市公司自己去处理，但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

这一政策是 2005 年股改可以顺利推行的关键。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没有导致股市崩盘，反而迎来一轮历史性大牛市。这一改革，可以为当前悬浮的 IPO 注册制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国进民退

21 世纪入世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步进入上升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资源型央企成为最大受益者。

实力大增的央企，开始逆转，走向扩张之路，出现“国进民退”之势。

最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 年国资委勒令非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未能如愿。

北京奥运会

从历史上看，主办奥运会常常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标志，例如韩国汉城奥运会、日本东京奥运会、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1993 年，北京申请举办 2000 年奥运会，以 2 票之差败于悉尼。

2001 年国际奥委会投票选定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北京 40 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狂欢。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全面绽放，以 51 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鸟巢奥运会开幕式

2008 年次贷危机

2018 年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十周年。

此次危机不仅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后续的欧债危机，还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巨大改变。

2008 年危机宣告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merica)”时代的终结。2008 年危机也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宣告了 1978 年以来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

由此，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 L 型增长。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长保尔森不惜向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单膝下跪求援

四万亿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尤其以广东最为严峻，大量工厂关门。

为缓和危机冲击，中国政府提出“保八”，并迅即出台“四万亿”。

在此后的很多年，“四万亿”都成为倍受诟病的政策：

引发货币超发和通胀

产能不减反增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失控

……

2012 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提出“三期叠加”中的“前期刺激消化期”，指的就是四万亿，“不搞强刺激”成为朝野共识。

不过，事后来看，四万亿有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高铁。尽管遭遇了温州动车事故、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但高铁日益迸发出惊人的社会价值，成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一抹亮丽的彩虹，也成为“一带一路”的利器。

十八大

2012 年十八大召开，诞生新一届领导集体。

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逼近临界点，社会充满焦虑，重庆唱红打黑更引发激烈争论。

吴敬琏认为，十八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终结了两条路线的争论：

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另外一种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十八大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顶层设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薄谷开来与王立军

十八届三中全会

在社会各界为重启改革呐喊奔走的社会氛围下，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堪称一次惊艳、完美、超预期的顶层设计。

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 2020 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

与 1993 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类似，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将影响中国 20 年的发展与转型之路。

2015 年股灾

2015 年在“改革牛”、“水牛”、“国家牛”等一批吹鼓手和部分媒体的推动下，中国股市出现一次史无前例的泡沫，创业板是“市梦率”突破 150 倍。

1997 年《人民日报》社论“暴涨必有暴跌”的历史忠告已经被抛在脑后。

2015 年 6 月泡沫崩盘， 20 万亿市值灰飞烟灭，又一批股民被“割韭菜”。

此次股灾导致证监会主席肖钢下台，证监会副主席“发审皇帝”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时代命题。

打虎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反腐成为最大的亮点。

反腐力度之大、层级之高，堪称史诗级：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挽狂澜于既倒，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白恩培、苏荣、蒋洁敏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440 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 多名厅局级干部、6.3 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山西、辽宁、江西、云南等多地塌方式腐败被整治。

打虎，治标为治本(改革)赢得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