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团企业，这次可能真的悬了

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赢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战，是很有针对性的。刚刚公布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并要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

必须要看到宏观病症背后的微观病灶，这样才能使经济政策抓住要领、产生预期效果。

张文魁指出，下一步应该对一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有企业改革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张文魁指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走势，特别是宏观杠杆率较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较大等问题，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几个宏观病症，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都在把脉搏、开药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有企业改革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张文魁

的确，这几个病症合在一起，就增加了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赢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战，是很有针对性的。

刚刚公布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并要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我认为，必须要看到宏观病症背后的微观病灶，这样才能使经济政策抓住要领、产生预期效果。

杠杆率快速上升这个最主要的宏观病症，是国家宏观政策失误造成的吗?其实在较大程度上并不是这样的。

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大约40个百分点，那一波上升可以算是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那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而实行总量扩张政策的后遗症。

但2012年之后呢?国家已经完全意识到不当宽松宏观政策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已经确定要控制宏观杠杆率，但2013-2017年杠杆率却上升了大约6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一波杠杆率上升带有被动的性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迫的，或者说是被微观病灶倒逼的。

全要素生产率严重下滑的病症，是与杠杆率严重上升的病症同时冒出来的，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年平均增速基本上稳定在3%左右，2010年之前还可以维持在2%左右，而2012年之后急剧下滑到1%甚至更低。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要核算全要素生产率，但这更不易为宏观政策所可以解决。中央有关会议在几年前就一再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中央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完全不亚于对控制杠杆率的重视，我还没有看到另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个经济学概念和参数如此熟稔和在乎，但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精准发现宏观病症下面的微观病灶，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整个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都不能离开这个逻辑。

微观病灶在哪里?实际上，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都已经强调，要清理僵尸企业。大量的僵尸企业就是一个病灶。这个病灶不但已经被政府看到了，而且也有许多学者作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但是中国经济的微观病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第二个微观病灶就是财团企业，严重的问题是第二个病灶既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也没有得到学者的应有重视。

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那么快，但广大中小企业却得不到相应的信贷资源，这些信贷资源到哪里去了?一部分被僵尸企业消耗掉了，大部分信贷都被大企业集团拿走了。

这些大集团许多是国有的，还有一些是民营的。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就列入中国500大甚至世界500大，获得贷款和发行债券就容易了，然后就去搞金融、搞房地产、搞贸易，并热衷于资本运作，就成了大财团了，这些是红色财团。

央企看起来只有90多户，但实际上每户央企下面平均有500多个法人企业，层层叠叠，一般都有五六层，多的有十一二层，结构复杂，业务庞杂，一般人搞不清楚，甚至连总部也不容易搞清楚。

地方国企也有已经或者正在财团化，特别是那些平台化国企更是如此，把几个国企进行名义上的合并形成新平台或者将一些国有产权和国有资源注入到新设的平台，再进行大量融资和投资，开始时还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随后就不断进入金融、房地产以及各种时髦的所谓高科技领域，笔者几年前研究这些平台化企业时就指出其走向严重的政企边界不清和企企边界不清的趋势，现在实行财团化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以至于宏观杠杆率当中到底哪些归于政府杠杆率哪些归于企业杠杆率都不容易计算。

一些大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类似套路实现了财团化，如中国民营企业500大榜单中，许多都成为财团了，其中与政府或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可以算是浅红色财团。

这些大财团动辄上千亿甚至几千亿的贷款，但是它们的偿债能力和透明度怎么样?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健康指标怎么样?大部分都很差。这类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了。

对这个微观病灶如何处理，事关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攻坚战这一重大任务。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曾经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家作一些分析，有助于看清中国的主要隐患到底是什么。

201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十年前发生了美国和欧洲金融风暴，二十年前发生了东亚金融风暴。那几场金融风暴各有病因，我分别称之为北美病、南欧病、东亚病所导致。

北美病主要是住户部门过度按揭贷款和储蓄率不足，南欧病主要是人们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东亚病就不一样了。二十多年前，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批财团崛起，这些财团不但汲取了大量金融资源以进行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而且政商联结也非常严重，这就是东亚病。

东亚的那些大财团，许多直接进入了金融行业，此外还通过各种工具与金融机构结成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滋生利益转移和利益攫取等各种问题，一旦经营漏洞和经营损失不能被金融工具所覆盖和掩盖，就会发生债务问题，也会连累金融机构并迅速传染，酿成了金融风暴。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年，东亚病仍要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财团化的企业，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和投资链条也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都不清晰，透明度很差。现在的金融工具的种类和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财团的利益结构、业务体系和公司金融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譬如我们现在颇感头疼的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通道业务就有相当部分指向这些财团，如果发生问题，破坏性和传染性也会更大。

因此，下一步应该对这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责任编辑：张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