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我为什么强调危机(3)

对话

马蔚华：我为什么强调危机

最近我一直在说银行的危机问题，它不仅仅是招行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国银行业整体遇到了很多新挑战。这些挑战如果认识不充分，就会形成危机

文 | 本刊记者 李聪 吴金勇

马蔚华的金融家生涯已经走过25年。他不仅亲历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全过程，而且还是其中许多关键的制度设计参与者、监管者及操盘者。

1980年代末，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在向央行转变，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刚刚分离出来，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雏形浮出水面;紧接着，10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又打破了四大专业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亲历、参与了这些变革，使得马蔚华有了更多把握宏观金融趋势的能力和经验。

1990年代，经济热土海南经历了金融的大起大落，为维护一方的金融稳定，在当时缺乏一套法律框架、司法制度及配套监管体系的情况下，马蔚华亲自操刀了“中国商业银行破产第一案”—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和清算工作。

过去的13年里，在他的带领下，招商银行实现了“三步两转”。2002-2009年7年间，招行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接近40%。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招行2008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全球银行之首。

然而，改革通常就是打破旧格局，建立新利益，在金融体系演进过程中，作为个体的马蔚华呈现过气魄和强大的创新力，也有过内心的挣扎和遗憾。由于种种原因，从保护债权人利益角度，海南发展银行并没有走破产程序这条路，13年来仍在清算过程中。对此，马蔚华至今仍感到非常遗憾。

有人说，招商银行是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然而零售银行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率敏感。当前利率市场化卡在了最后一步，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仍处于管制状态。这意味着招商银行的定价能力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多年来，马蔚华一直在呼吁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但国家政策略显滞后。“十二五”期间，综合经营仍是试点阶段，监管部门只能个案审批报备。作为一家中型股份制银行的掌门人，马对此只能耐心等待。

马蔚华心中的大事，每一件几乎都与监管有关，与中国金融的顶层设计有关，这应该说是中国这一代银行家的宿命。

你最近常谈及危机，招商银行存在危机吗?

马蔚华：最近我一直在说银行的危机问题，但它不仅仅是招行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国银行业整体遇到了很多新挑战。这些挑战如果认识不充分，就会形成危机。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速接近10%，经济增长有银行支持的功劳，同时经济增长也给银行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在经济学上，实体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也能支持实体经济，但首先是实体经济好，银行才能发展。

现在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只能靠贷款，没有更直接的方式。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的资金不能成为资本金的来源，不能投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都是违法的。凡是用银行贷款去炒股、投资、搞房地产的，都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这是银行商业经营管理里的一条红线。

今天，银行在社会融资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80%以上还是间接融资。钱从银行体系内减少，我认为不见得是坏事。假如钱都存在银行，融资都靠银行来提供，那风险就压在银行身上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国不会有直接融资市场的大发展，不会有利率市场化，也不会有更健全的金融市场。

如果利率市场化实现，对招商银行会更有利吗?

马蔚华：利率市场化对一个银行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从受保护的利差来说，银行受到挑战。现在大陆银行的利差平均2.5%左右，而台湾1.2%，香港也是1%点多。如果大陆的利差降到这个程度，许多靠利差活着的银行肯定没有现在那么多利润。

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也考验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因为利率市场化的标志是，银行得靠市场来配置信贷资源，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来一旦利率市场化，就得更尊重市场在配置信贷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那么对银行来说，能顺应市场需求的，它的风险定价能力就强。

招行从一次转型到二次转型的目的，就在于调整结构、提升效率。第一次转型是发展零售业务，2004年时，零售业务在中国刚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招行零售业务的占比达到35%，中小企业占批发业务的一半，利差收入在2009年突破20%。这五年利润、质量效益的均衡增长，那是招行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段。未来招行会更加偏重于服务小企业、小微企业和零售，因为这些业务风险权重低，也更节约资本，增加收益。

二次转型从2009年到现在已有一段时间，能不能做个阶段性的总结?

马蔚华：二次转型有阶段性的分析，但没有阶段性结论。二次转型应该说表面上是一些经营管理的指标，比如说资本管理，降低资本消耗，提高定价，降低成本。但从根本上来说，二次转型是一场管理上的变革。我们要重视管理上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精细化的管理过程。

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和西方银行业的差距并不完全在产品和服务上，这些都可以学，中国人很聪明。最根本的差距是管理及管理上的差距，我们毕竟只有30年的改革开放，西方都几百年了。

你在《感悟华尔街》里提到了很多外国银行高管，你对国外模式是否有所借鉴?

马蔚华：太多了!我这么多年跟西方的这些银行家，都是很好的朋友。西方的银行毕竟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上百年，他们走过的路，也许是我们今天正在走的路。那么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教训都对我们非常宝贵，所以跟他们交流会很受启发。不光是银行家，还有很多政治家，像基辛格先生，跟他们接触会充分地了解西方社会，社会与经济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最近考察了美国的富国银行，它是美国在社区贷款和小微企业方面做得最好的银行，通过小微企业业务它就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银行。十年前，招商银行就学习富国银行，它的“水泥+鼠标”模式是招行早期创新的主要来源。当年正是看了富国银行的模式，我才说服了我们的股东，推翻了此前分拆上市的想法，走了今天的“A+H”之路。前一阵我们的高管在沃顿商学院培训，还专门请了富国银行的专业人员来讲课。

在转型之前，招行也曾追求过规模?

马蔚华：当然追求过，小的都盼望有一天自己也变成大的。25年来，我们的年均规模增长在20%以上。当然，那时的金融环境也给招商银行一个求大的有利环境，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存款很多，贷款也发得很多，所以扩张很快。今非昔比，现在你想扩张也不行，第一资本要约束你，第二存款要约束你，第三规模约束你。

你评价一下自己，在招行工作中留下了哪些烙印?听说你要退休?

马蔚华：那是明年的事，因为一届任期是三年，到明年正好。是否会退，个人不好说。

至于招行的影响和烙印，我是一个行长，平常的工作有五个工作重点：战略，符合市场规则运营，用好人才，建立企业文化，做好首席营销官。按照这几点，我更愿意给继任者留下一个优秀的银行。优秀银行，在我看来有五个标准：一，具有国际竞争力;二，给股东较高回报;三，满足客户需求;四，在监管者的眼里是很合规的;五，在媒体眼里，有新闻价值。目标是高了一点儿，大家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