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的审判：从道德到灵魂的洗涤(2)

从“三位一体”到“管办分离”

这是一次对足球管理体制的全面剖析和深刻反思。

长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始终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由此衍生出的中国足球联赛“管办不分”一直被外界诟病。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政府机构本应负责足球宏观发展，但当看到职业联赛的巨大利益后，他们迅速穿上了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的“马甲”，亲自操办、经营起了职业联赛。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规则下，一些人见利益就上，遇麻烦就让。

2006年中超联赛最后一轮，刚刚走进足球圈的谢亚龙来到济南。当山东方面请求他照顾的时候，既是足协副主席，又是中心主任的谢亚龙马上暗示南勇，在裁判工作上照顾主队。在顺利帮助山东鲁能获得当年中超冠军后，谢亚龙半年后在办公室得到了山东方面送来的20万元奖金。

足球腐败案的惨痛教训，促发足球圈内圈外的人们反思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中国足协和其下属的中超公司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以一个机构和一套人员为主的政府职能机构、行业协会、经营企业的角色存在于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中，使其同时拥有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这种管理体制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无数网民纷纷反思中国足球的落后体制，“回到2001年”说，中国足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封闭圈子已经运行多年，只有打碎它，中国足球才有希望。

在足球审判的同时，中国足协“管办分离”的改革大幕已经悄悄拉开。2012年2月10日举行的中国足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中国足协副主席韦迪介绍，通过改革将逐步建立符合当代足球职业联赛要求的运作模式，将联赛办赛职能从中国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负责实施。同时，鉴于联赛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公益性，办赛与经营也必须分离，分别由不同职能的专业机构实施。

目前，负责联赛运营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已经成立。但要彻底完成管办分离，形成真正良性的中国职业联赛，中国足球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法规缺失到利剑高悬

这是一次体育对法治缺失的呼唤，是体育借法律的利剑来斩断腐败的温床。

2012年2月16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名裁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到7年不等。“黑哨”终于受到了惩罚。2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以受贿罪，分别判处杨一民、张建强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和12年。

法律的利剑终于出鞘了。但这样的审判整整迟到了十年。

人们还记得，10年前中国足坛在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下，曾掀起了一场反黑风暴，但被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这场“清洁足球运动”的风暴，仅仅以龚建平一人入狱10年草草收场。其实，中国足球后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早已经扎下了根。中国足球界普遍认为，正是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反黑成了中国足球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从此，假赌黑乱象丛生。

过去的10年里，在中国足球这个独立王国里，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协这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自己负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规则的制定、赛事的组织、市场的经营和争议的仲裁以及最终的处罚。他们将制定规则、负责监督以及裁定处理的权力集于一身。

监督、管理形同虚设，多年来，很多足球裁判的场上判罚争议不断，但所有争议经中国足协技术部的认定和处罚后，就画上了句号。

张建强、李冬生两位前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都站到了审判席上。他们在审判前接受采访时都曾表示，会根据比赛录像，从裁判技术角度分析是否存在错误，根据这个裁定，也对部分裁判进行了停哨的处理，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裁判有金钱交易，所以自龚建平之后，没有一名裁判被定性为“黑哨”，也没有请求司法机关介入。

在看守所里，南勇说：“来到足协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再加上足球项目又比较特殊，管理机制也不很健全，法制对它的监管也不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慢慢就松弛下来了。”

法律的缺失，带来了监管的缺失，法律和监管的双重缺失，结出了中国足球场上的 “罪恶之花”——假、赌、黑现象泛滥猖獗。腐败的土壤上中国足球每况愈下，无论是国家队，还是职业联赛以及青少年足球等全线溃败，全面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