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纠纷进入爆发期？ 司法＂三重门＂待完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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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人的信用危机：“发展高地”怎成“信用洼地”

从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到“炒”房、“炒”矿、“炒”大蒜的“始作俑者”，再到企业债务危机的“跑路者”，在去年以来集中爆发的民营企业债务危机中，温州商人信用再次降至“冰点”，与此前温州鞋子成假冒伪劣代名词不同，此次“信用评级”下降背后是缺失规范的民间借贷过度膨胀。温商信用盛衰再次警示：商人无信不立，借贷无法不正。

企业债务危机重创温商信用

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去年以来，由温州老板“跑路”或自杀导致的企业关闭停产事件共达240多起，企业债务危机成为这个“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的阴霾，并对温商信用造成了重创，企业、银行、中介机构三者之间不信任情绪弥漫。

温州新盈鞋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长康说，以前温州人到全国各地“炒”这“炒”那，能够快速融资，靠的都是民间诚信，而现在，温州人自改革开放之初建立起来的民间诚信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了。“以前如果哪家企业差几百万元，企业家之间都会互相借，一个电话过去就把钱给你打到卡上，现在谁还敢啊?而且银行、担保公司信贷条件更趋苛刻，连一度活跃的民间借贷也濒临停滞。”张长康说。

据温州市相关部门介绍，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并未得到缓解，目前全社会融资呈现萎缩，各方主体信任度不够，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温州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29.77亿元，不良贷款率1.99%，已经连续9个月上升，大幅高于危机未爆发前，即去年6月尾的低位0.37%。

在经营外贸皮鞋生意的温州商人蒋林德看来，温商“信用评级”的不断下降使得资金流本来就紧张的企业经营雪上加霜。他说：“现在我们出去做生意，不管是海外还是省外的交易方都要求现金结算，企业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比出口需求疲软更可怕。”

温州商人的说法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商人处也得到了印证。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华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与温商打交道，他认为，相比于那时的言而有信，现在温商让人不敢轻信。他说，公司此前向温州一家知名制鞋企业出售了几台机器设备，到了约定付钱的时候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拖欠，6万元钱被拖欠了8个多月，最后还是以锁定机器的强制手段进行收取。“现在我们要求合作的温州企业都用现金交易，否则生意做了也是白做。”郭华忠说。

相关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内部资金流量不足导致债务危机，外部贸易方现金结算的要求，对温州企业形成“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更加严重的资金压力，企业主动被动违约情况增加，又再次加剧了信用下降，形成了恶性循环。

危机溯源：缺乏监管的“熟人经济”过度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起，温州商人开风气之先涌向全国，时至今日，270万家温商企业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温州企业起步之初几乎都离不开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民间借贷，这在一定时期发挥着金融主渠道的作用，对当地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信用”二字也曾给温商留下过深刻教训。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一把大火销毁，这给温商敲响了警钟，开始探索商业诚信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卧薪尝胆，温商信用等级不断攀升。一位温州商人说，温商信用达到最高峰时，只要凭一张温州人身份证即可拿到数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的银行贷款。

在“人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温州，企业“跑路潮”出现后，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的诚信关系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经济学教授史晋川说：“应该看到，民间借贷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他分析认为，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使用过程都处于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中，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能够比较有效地监督资金使用者的资金使用行为且风险较小。而现在的民间借贷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信息交流越来越不对称，导致传统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几乎无法执行，这是导致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爆发的主要原因。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说：“民间借贷由于本身的自发性和缺少健全管理制度，其中隐含的风险非常大。如果没有控制好或者监管不到位，容易演变成高利贷或者非法集资，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破解困局，温州寻求危机突围

“温州企业家跳楼自杀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信用，这种惨烈的方式不可取，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说，温州一定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境界，使之继续走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列。

3月28日，国务院通过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方案，开启了民间资本“阳光化”之路。而在此之前，温州出台了一系列政银企联动化解企业债务危机的应对措施。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宣布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在鹿城区试点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各级政府的积极“救市”增强了企业家的信心。在去年发生的老板“跑路潮”中，负债12亿元，被称为温州“眼镜大王”的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20天后，他重返温州，决定承担债务、重振企业。胡福林涉足的除了眼镜业，还有太阳能光伏，因为过大过快铺摊子，导致资金链断裂。

“这几个月心里很苦，希望能对债权人有个交代。”胡福林说，希望信泰集团的重组能成为一个标本，企业家必须专注实业、稳健发展，政府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傅平江说，企业老板自杀、“跑路”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后，法律处理机制和退出机制没有跟上的问题。企业经营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平常事，该破产就破产，但是过去申请企业破产困难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破产法》规定比较原则，相关条件难以认定。应该尽快发布实施细则，避免企业家“跑路”或者自杀等极端行为。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就应该破除以地缘、血缘、亲缘为基础的“熟人经济”，建立健全“规矩经济”，允许民众合法放贷、合法收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对非法借贷严加监管，让民间借贷的“沙漠”变成“绿洲”。

“温州企业倒闭频发也说明了企业经营模式存在问题。温州企业以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融资模式多为债务融资，这在企业发展初期可能适用，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财务风险过大。温州企业要发展新业务，要转型升级，就应该选择股权融资，这样不但可以减少风险，也可以促使企业家尽快从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过度。”曹远征说。

责任编辑：乔晓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