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资本三十年沉浮(2)

记者：您曾经在方兴钱庄存过钱啊?

方声雷(钱库镇居民)：存过。

记者：是哪年的事了?

方声雷：那十多年前了吧，可能。

记者：十多年前，您存了多少钱?

方声雷：存了是七八万、五六万。

记者：七八万，那个七八万在当年(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少钱呐。

方声雷：不是，那时候我们做生意的嘛，上下到东北干啥的拿回来就存那里 ，每天我出门了，我马上打个电话，叫他钱送过来给我，两对门，是吧?你要的话。

记者：当时您就在这铺子就在这?

方声雷：对，他就在那。

记者：那当时有没有存在一个信任的问题，你信不信任他?

方声雷：我信任，因为从小到大都一起啊，怎么不信任他?

记者：那您当时从他那贷款的话，那个利息跟国营的相比?

方声雷：稍高一点。

记者：他高一点。

方培林：对，我的高一点。

方声雷：那我要存他那我也高啊，我不用的话我也存他那里。

记者：他的利息也高。

方声雷：他利息也高，那我想要拿走就马上拿走。

解说：事实上，在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宾客盈门的时侯，中国的银行体制也刚刚经历了一番变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一家银行，既承担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又从事商业银行的活动。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1984年，国家陆续成立了农业、中国、建设 工商四家国有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则成为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当时四大专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

1986年8月，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温州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因此有了从地下浮到地上的机会。

方培林：1986年的时候，温州要建立试验区，新来的市委书记董朝才他跟我谈过，他说我对你这个私人的钱庄，我很感兴趣，你能不能继续再做。那我说我营业执照都没有，我怎么做?其实我已经在做了，我跟他说我没有执照。

记者：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打这个马虎眼呢?

方培林：对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委书记什么意思。那董书记就找我，他跟我说，小方 ，你这个私人钱庄在全国各地都是非法的，都不能办，但是你在我温州试验区你是合法的，你大胆去做，我说为什么呢?我温州试验区已经把你这一条列入改革的方案，现有的私人钱庄继续试办。

解说：一张工商局发给的临时执照让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再次高调开张，而1986年给温州民间金融的机会还不止于此。

记者：您是1986年办了首家民间资本的城市信用社?

杨嘉兴(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创办人)：是民间股份制的名称叫鹿城城市信用社，在1986年11月1号开业的，应该说是全国最早的一家。

解说：那之前，杨嘉兴自己开办着一家街区企业，有过因无处贷款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让他想要办一家专门为街区企业服务的银行。

杨嘉兴：当时我们要办这个是跑了好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去申请，他们根本就说理都不理你的。

记者：去哪家银行?

杨嘉兴：那有好几家的嘛，而且也有熟悉的银行的，一些负责人、行长，我到他家里去，说我们这种想法，他都脸都红起来，认为你这个是犯罪的，不要到我家里来，很害怕的，叫你马上走马上走是这样。

记者：当时为什么谈到民间办银行会，会那么草木皆兵呢?

杨嘉兴：那个金融是不可进入一步的，这个是一统天下的，根本就是不允许你去做，也不允许你这么去想不可能的事情。

解说：但在当时温州市鹿城区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也是拿着工商局发放的临时营业执照，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记者：那接下来的事情一帆风顺吗?

杨嘉兴：接下来也还是遇到很多困难，包括银行下通知，不给我们这样的机构，到专业银行去开户头。那时候只有四家专业银行，我们去开一个户头去结算都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吸收了存款也只能把它转移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不能存银行，我们自己户头也没有。

记者：那心理多紧张啊，天天有那么多钱还得负责。

杨嘉兴：那没有办法的。

记者：现在能说了，当时把钱都放在哪儿啊?

杨嘉兴：都在自己家里的床底下也有。

记者：天天就是把钱放在床底下，再从床底下拿回来?天天啊?

杨嘉兴：再过了两个月，人民银行就是说也批准我们了，1986年12月30号才给我们发这个金融执照。

记者：谁给发的?

杨嘉兴：省人民银行，发这个金融许可证。

记者：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杨嘉兴：是。

记者：那挺快的你们等于营业之后的两个月就给你们发了。

杨嘉兴：因为我们这个做起来，业务发展比较快，我们为了支持区街企业，把这些区街企业的明星企业组织起来，给他们优惠贷款，就是说比一般的贷款利息还有下浮20%来支持他们。

记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杨嘉兴：很支持，很多企业认为我们是雪中送炭，是他们的奶妈。

解说：这是温州民间资本，第一次进入正规的金融领地。从鹿城城市信用社开始，温州很快就发展出53家城市信用社，他们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取代了部分民间借贷，促进社会融资转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周德文：温州是金融改革最超前的一个城市，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改革是走在前面，但是因为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这些改革的措施基本上最终都是取消掉了，都没有扎扎实实地把它推进。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还存在着对所有制的歧视。你既然走到市场经济道路就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去构建我们顶层设计，设计我们这项经济制度。

解说：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对接还需等待。1989年，方培林主动关闭了开办五年的方兴钱庄。

方培林：当时对温州姓社姓资的讨论很激烈，几乎压得你抬不起头，我总觉得这个社会在动荡。

记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

方培林：太多了。那我这个办金融最顾忌的就是挤兑，你说大家都来领款，我全完蛋了，为了不使这个大厦倒塌，那我就把这个钱一户一户地送掉，把存款每户都给它送回去，应该说我把这个大厦的砖搬下来是搬得很悲壮的。

记者：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楼已经盖起来了，自己拆和被形势所迫被人拆有什么区别?

方培林：绝对不一样，自己拆，这个砖头是完整的，被人拆是碎的。

解说：1995年，因为当时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国务院指示地级城市要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杨嘉兴因此转让了鹿城城市信用社的股份，告别了他从事十年的金融行业。1997年，温州市的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务社等金融小机构开始合并，统一组建为温州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温州银行。

温州的金融改革，从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开始到今天已经32年，这种基层自发的金融改革在现今已不适合，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此推动金融改革深化，既可以解决金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又可以防范风险，这是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发布的另一条微博。128个字的微博浓缩了温州民间金融30年走过的历程，也道出了金融改革的复杂和艰难。伴随私人钱庄和城市信用社这些民间自发的努力，政府的尝试也从未间断，但因为缺乏顶层设计的支撑，改革的努力最终消于无形，而缺乏监管的民间金融制造的风险却周期性地扰乱着温州正常的经济秩序。

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温州乐清、苍南一带的台会一度让高利贷走向疯狂，最终因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制造很多家破人亡的悲剧。2011年民间借贷酿制的危机，再次重伤温州。

责任编辑：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