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裴长洪

阅读提示：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对此，我们要深入理解、牢牢把握，既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要综观国际国内大势，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紧紧抓住、切实用好新机遇。

①

清醒估量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不利因素

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需要清醒估量由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一面。

首先，与10年前有较大不同的是，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缓慢复苏和“弱增长”的格局。21世纪初期，在美国新经济的带动下，世界经济曾出现一度景气现象，一些经济学家预测，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里，将会出现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新高涨，这将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有利的时机。但从2008年发生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复苏缺乏内在动力，欧洲深陷欧债危机不能自拔，日本经济竞争力明显下降。世界经济状况，对我国出口贸易和外需的增长也形成很严峻的挑战。自2009年开始，我国出口贸易结束了高速增长态势，贸易顺差明显减少。即便2013年情况会有好转，但基本上已不再可能重现21世纪前10年高速增长的局面。在不忽视外需的情况下，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必然的选择。

其次，与世界经济不景气紧密联系的是，我国在继续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将更多地受到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干扰。一些贸易伙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对我国出口产品不断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采取贸易壁垒措施。

再次，与10年前相比，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某些有利条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其他资源性产品的国际价格也明显升高，我国经济发展成本的上升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进而使经济增长态势面临结构性减速的新挑战。

②

充分认识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优势

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认识和总结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所积累和孕育的新优势。

从国际环境看，首先，由于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协调的普遍要求。我国的和平崛起，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都已超过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应对能力，需要世界各国加强联系，分工合作，更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因此，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其次，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及我国市场的扩大，成为我国处理大国关系的重要筹码。再次，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迅速扩大。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与调整。

从国内来看，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最显著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与10年前相比，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已不断积累持久的内在动力和巨大的活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我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3%左右，比上年增长27.3%,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3.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3%左右，比上年增长31.8%，既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高于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说明我国工业化进程仍在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工业要素和物质装备投入农业，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为我国粮食产量“九连增”提供了强有力的装备支撑。同时，工业化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促进了城镇化。2001年至2011这1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近15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有很大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经过30多年的较快发展，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规律，仍有30年左右较快发展期。

第二，扩大内需有很大潜力。2009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外需下降。但是，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比较快，说明我国已经能够依靠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我国的居民消费增长仍然有很大潜力。整个“十二五”时期，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群体正在逐步发育起来;同时，“十二五”时期我国商品进口规模将超过8万亿美元，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全球市场正在形成。

第三，劳动力资源丰富，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正在形成。劳动力数量与劳动者素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从整体上说，我国劳动力呈增长趋势。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工资成本呈快速上涨趋势，一些企业和投资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经济体，但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不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及与此有很大关联的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正在形成。1982年我国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为4.6年，1990年我国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5年，2000年我国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1年，截至2009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优于印度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印度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从总体上看，未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可能被轻易取代。

第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益完善，体制机制优势的空间不断扩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显示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继续深化，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体制保障。

与此同时，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我国各级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经验不断丰富，管理和驾驭能力不断增强。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外汇政策、价格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在宏观调控的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做到适时适度、有节奏地多次小步微调。宏观调控见事早、动手快，具有预见性、及时性和渐进性，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运行。政府的宏观调控还与其他经济职能协调配合，创造了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相互结合的新经验，使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鲜明特征，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在应对国际国内问题的挑战中，一定有条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