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红会去行政化困难：万余员工恋体制内身份

红会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

一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红会人员将面临工资、社保和级别“三损失”，改革阻力相当大

台海网5月9日讯 据第一财经(微博)日报报道 　[ 当下红会改革可以预期的一个现实路径是，在不触及行政和人事改革的前提下，对所有社会捐赠收支进行公开透明的披露和接受社会监督 ]

“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中国红十字会的“举国体制”，本应是其最大的救助优势，但现在越来越成一个障碍。

这一点，刚刚给红会捐了100万元的珠海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利浩最有感触。一开始，他诧异于红会对微博上收到的几十万个“滚”字无动于衷，于是试图通过捐款的机会向红会高层提出建议。

但让他伤心的是，这一举动被网友误认为是“托儿”，100万元的爱心，换来一片骂声。更让他伤心的是，“出席捐款仪式时很热情，但仪式结束就没有人理了”。

因此，陈利浩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说，红会若要重生，“去行政化”是唯一出路，回归社会组织的本质。

但陈利浩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他低估了红会1万多员工对公务员身份的“迷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红会社监委委员对本报记者表示，一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这些人员面临工资、社保和级别“三损失”，改革的阻力相当大。

不在平等地位上的慈善

在4月21日的捐赠仪式上，红会会长华建敏听到陈利浩说的微博“考察”事件之后非常吃惊，并要求红会立即纠正。陈利浩说，华建敏的态度是正面积极的，但同时也表现出红会对外界反应的迟钝。

当天捐款仪式实际上只有两个捐款人，如果不是陈利浩主动找上门，就只有泰康人寿一家。

“出席捐款仪式时很热情，仪式结束就没有人理了。”陈利浩说，他当时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去给红会捐款的，如果换作民间基金会，在其最困难的时候捐出100万，一定会有人送行感谢。

这还不是陈利浩最在乎的事情，作为捐款人，他最关注捐款资金的使用流程。红会接受100万捐款之后，工作人员称会发给陈利浩捐赠意向书，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还是经过陈利浩催促，才寄来了收据和捐赠意向书。

基于这次经历，当听到100多位艺术家8470万捐款被更改用途的消息，陈利浩一点都不吃惊，他认为，操作流程上的种种问题根源还在于行政化的体制——受捐者和捐款人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红会很难真正去尊重每一个捐款人。

“红会给我的感觉就是高高在上，捐款仪式上在座的都是厅局长，而我不过是一介平民，他们不会像其他公益组织一样把捐款人当做衣食父母。”陈利浩说。

行政背景导致难以公开透明

陈利浩指出了红会改革真正的深水区——去行政化，这项改革触及超过一万名红会参公管理人员的根本利益。即使是红会内部的改革派，也对“去行政化”讳莫如深。

备受诟病的中国红十字会的行政化体现为“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红会是参公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有参公编制，由财政拨款供给。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拥有副部级行政级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除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是副部级社会组织外，各省、市、县、乡镇的红十字会，均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

中国红十字会官网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

从人事制度、层级设置到工作机制，红会和政府的行政体制机制都是一致的。它的领导层行政级别全部和政府一样，如副部级、副局级、副处级等，红会的官员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可以进行平调。同时，红会的工作机制和政府部门一样，比如上级发文件，下级要执行上级的命令等等。红会在编人员的工资由各级财政负责。

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经向外公布红会的资金来源，一是来自政府的资金，分为政府拨款和彩票公益金，政府拨款用于人员工资、机构的运作以及项目经费;二是国际组织和国际企业的捐款;三是社会公众。

虽然从2011年起红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但政府给予红会的财政拨款却呈现较快的增长，这表明了各级政府对红会系统的支持。

“谁给钱，谁在这个体制中就会有比较大话语权。”上述社监会委员说，在其他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类社团、基金会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捐款的情况下，红会来自政府的资金虽然不是多数但依然占有相当比例。这也是红会的行政思维和行政做法比其他公益组织更深的原因之一。

行政化的“魅力”

参公管理是笼罩在这1万多名红十字工作人员头上的“光环”，红十字系统从高层到基层都留恋这个身份。为了这个身份以及所带来的稳定感，他们可以接受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水平。

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刚毕业到红会的大学生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2100元，工作了近十年的还不到3000元。

一位红会的部长级(相当于政府序列的司局长)工作人员对本报表示，他的工龄超过30年，现在每月工资也不过6000元。

在北京红十字系统下属媒体工作的王小姐，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很多朋友劝她去上海的市场化媒体就职以尽快夫妻团聚，她都不愿意。直到在上海的红十字系统的另一家媒体找到一个事业编制她才肯离开北京。

根据中编办2001年下发的编制方案，红十字会总会机关人员编制为60名，其中行政编制45名，财政补贴事业编制15名。目前这个编制已经扩大到80名。此外，机关服务中心、报刊社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属事业单位为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

据本报了解，红会系统的人员身份分为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具体又可以分为四种，一是行政编制，二是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三是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四是不列入编制的聘用人员。前两者参照公务员管理由财政负责工资，后两者工资则由红会自筹资金解决。

以北京的红十字会为例，北京红十字会2012年部门预算报告显示，行政编制35人，实际34人;事业编制44人，实际43人;长期聘用人员(临时工)16人。

红会的聘任人员大部分从事项目工作。赵白鸽曾表示，聘任人员占到红会项目人员的一半左右。

自我改革能否持续?

陈利浩表示，红会的工作内容与其他NGO并没有根本不同，但公务员的身份使他们没有危机感、压力、责任以及竞争意识，这种行政化的背景也导致它很难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等的制度体系。

“如果红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由于改革而下降，而且还要取消级别这个无形资产，他们是无法接受的。有几千万企业下岗职工的前车之鉴，他们对于自我改革抱有极大的疑虑。”上述委员说。

另一位社监会委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红会一些工作人员和他沟通时甚至会哭，工资少，压力大，还要挨骂。“红会人才流失也挺严重的，如果要取消参公，形势就会更不乐观。”

中国红十字会去年初由国家发改委提出作为国务院系统唯一的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机构，去年7月1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意见中对改革的提法是“着力推进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去行政化”。

红会改革的艰难在于体制，而这个体制并非红会一家所有。中国有多达800多万个不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与红会的体制相同，其中包括人民团体、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活动团体和公益类的事业单位等等。

上述社监委委员说，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喊了十几年也没多大进展，政府也没有出台化解相关利益问题的配套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红会改革单兵突进并不现实。

据本报记者了解，红会工作人员确实经常与其他有政府背景的社团和基金会“攀比”，甚至认为，在社会上最近刮起的这场“讨红”风暴中，红会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当下红会改革可以预期的一个现实路径是，在不触及行政和人事改革的前提下，对社会捐赠收支进行公开透明的披露和接受社会监督。

上述社监委委员表示，虽然在现有行政体制下真正做到透明公开和高效有难度，不过，只要红会将压力变成动力，还是有可能做得到，也有可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但陈利浩对这种妥协的改革并不乐观，“体制不变革，公开透明的改善往往只是暂时和表面的。”陈利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