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副手出书为极权辩护：自由路很漫长

戈尔巴乔夫副手出书为极权辩护(配图，来源：网络)

亚纳耶夫(资料图)

亚纳耶夫花了那么多笔墨为卡廷事件辩解，自欺则可，欺人的目的却没有能够达到，真是枉费心机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成见、偏见来曲说历史，颠倒是非，这书的价值也就不必评论了。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俄]根纳季·亚纳耶夫著，胡昊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年11月

亚纳耶夫这个人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一书，讲的是1991年8月19日到21日苏联发生的那一次失败了的政变。作者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当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二把手;在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时候，他下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权”，现在由他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职权”(第7页)，成了一把手。政变失败后被捕，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参加政变各人实行大赦时获释。

这是一本为自己作辩解的书。

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自相矛盾。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内心不希望把苏联弄垮。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这个倒霉总统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王冠’，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权力抓住。”(第71页)事情当然是这样，他当苏联总统的前提是苏联必须存在，一旦苏联不存在了，他这个苏联总统也当不成了。他当然要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持苏联的存在。现在你反对的是一个最不愿意苏联垮台的人，怎么能把这事说成是“捍卫苏联”的举动呢?事实是，这次政变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敌叶利钦帮了大忙，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大大得分，几个月之后，他和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领导人一起，宣告了苏联历史的终结，当然也同时宣告了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任务的终结。由此看来，把这次政变称为“葬送苏联的最后一着”，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吧。

亚纳耶夫的政治态度

亚纳耶夫的政治态度，书中表明，他不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评。书中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其‘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行进行攻击。根据赫鲁晓夫的看法，这些品行是苏联国家的主要灾难。由极端的个人动机所决定的赫鲁晓夫反科学、非常庸俗的论述与公开的臆造掺杂起来，……对斯大林和我国苏维埃历史极尽诽谤之能事。”(第106页)

亚纳耶夫当然知道：“也不可能绕开所谓的斯大林镇压的问题。”不绕开，怎样去面对呢?他的逻辑是这样：虽然“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的‘大清洗’和其他‘活动’中，毫无疑问有无辜受害的人”，但是，“在一个直到现在都处在前所未见的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里，还有全球性的军事对抗就在门口，严格说来，所有这些现象毫不奇怪，而且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第115页)亚纳耶夫还告诉他的读者们：那些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老战士们，并不关心斯大林镇压了多少人，“他们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苏联唯一的大元帅”。(第132页)

强调苏联对波兰的贡献

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亚纳耶夫这本书只说到了波兰一国。斯大林对于波兰人民的贡献，书中列举了三条：“第一，它体现在把波兰领土从希特勒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为此苏联将士付出了60万人死亡的代价，实际上是把波兰人从被纳粹分子彻底消灭的计划中拯救出来了。第二，保留——准确地说是复兴波兰作为单独的国家，1945年以斯大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在波茨坦坚持了这一点。第三，扩大了以‘波兰’为名的重新建立的国家的领土，把什切青和东普鲁士的其他城市和土地并入其国家。”(第130页)这三件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以后的事情。第一件事，说的是1944-1945年苏军进攻德军占领下的波兰，进而进攻德国本土，进攻柏林的战争。大约是在波兰战场上阵亡了60万兵员吧。可是，苏军在1944-1945年攻入波兰之前，1939年也有过一次攻入波兰的军事行动，你怎么就不说了呢?

忽略苏军攻入波兰的事实

1939年9月1日，德军突然攻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一星期以前，德苏两国已经在莫斯科签订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划分了各自占领的地盘。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协定，希特勒未必会在9月1日发动进攻。这样说来，“二战”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联手发动的。

德军以闪电战攻入波兰，进展神速，就一再催促苏军早日出动，苏军却总是迟迟其行。并不是因为准备军事行动有什么困难，而是一时找不到一个可以欺骗世界舆论的口实。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以下简称《二战史》)第3卷“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对此有简略的记载：

俄国人想借口德国威胁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作为他们干涉的动机，这种主意德国政府自然是不喜欢的。……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含有刺激德国人感情的口气”，但是他要求，“鉴于苏联政府的困难处境”，德国人不要对这一点小事介意，苏联政府“不幸实在看不出有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为它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困境操过心，目前的干涉，对外界总得找个借口，以言之成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找到了“理由”，师出有名，就可以开始军事行动了。《二战史》接着说：

9月17日清晨，俄国以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侵入波兰，几乎不曾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之内挺进了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差不多到了寇松线。驻在东部各省的波军在9月的第三周中溃不成军，俄国人的进攻完全出乎波军的意外。俄国人散发的传单上印有德军进攻范围的地图，以涣散波军的士气，入侵者还造谣说，他们是来打德国人，而不是来打波兰人。(前引书，第52页)

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1939年9月21日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报告前线状况说：“1.红军转入进攻时，波兰军队士气一落千丈。除边防部队、民团和总司令部领导的撤退部队所进行的零星抵抗外，红军几乎没遭遇任何抵抗。2.俘获大量普通士兵和军官。……4.大部分居民情绪高昂地迎接红军。但在大城市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比较冷淡。5.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扎列希基市缴获了一家银行，其中有没运走的部分贵重物品和纸币。在那里还缴获了一辆准备开往罗马尼亚的装满钱的汽车。……7.由于我们推进速度快，所以除几座小桥外，铁路网桥梁都没被破坏。……”(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卷，第137-138页，本书以下简称《苏联档案》)

苏军的进军如此顺利，第一个原因是波兰正在以全部力量抵抗从西线入侵的德军，还有一个原因是波兰方面没有把苏军看作敌军。波兰利沃夫城防部队司令西科尔斯基准将1939年10月20日在俘虏营写给苏军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的申辩信中说：“您肯定相信，我们彻底履行了我们作为士兵的天职，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同时，我们也以相应的形式执行了波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有把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苏联档案》第19卷，第186页)波军没有把苏军看成作战的对方，苏军却是把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的。俘虏了数以万计的高、中、低级军官，包括将军，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在卡廷森林被秘密处决了。

否认卡廷森林事件

这件事一直不为人们所知。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7月6日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1943年4月13日德国人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中发现大片波兰军官的坟墓，共找到4443具尸体。从此卡廷屠杀案就为世人所知。苏联方面却一直抵赖，说这些人是德国人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杀害的，甚至后来还在那里立碑，说这是“1941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直到1989年苏联才承认了凶手是苏联内务部。后来叶利钦、普京都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为此事向波兰道歉。

可是亚纳耶夫决心把抵赖坚持到底。他在书中说，一部名叫《卡廷》的电视片是“臆造”，“与纳粹的说法完全一致”(第130页)。不过他稍微作了一点让步：如果说苏联处死了波兰人，那也是该死的罪犯。他的说法是：“我们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身处苏联领土的波兰人里，也有一些人对苏联公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可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处了死刑。”(第131页)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他们是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俘虏营里，有武装看守把他们和苏联公民隔离开来，他们有什么可能“对苏联公民犯下滔天罪行”呢?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成千成万的人!

这本书中还说，关于这卡廷案件，“戈尔巴乔夫分子‘历史学家’伪造的那些‘文件’从政府的特别档案中‘失踪’了。”(第131页)我不知道“失踪”了的伪造文件是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沈志华主编的《苏联档案》第19卷有一个“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专辑(第99-398页)，整整300个页码，共收档案89件。现在中国的普通读者都很容易看到了，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如果愿意调阅，应该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过。

档案材料确凿证明：此事与德国盖世太保完全无关。甚至不能把责任归之于苏联内务部，内务部是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即斯大林本人的决定，他们不过是刑场上行刑的刽子手罢了。亚纳耶夫花了那么多笔墨为卡廷事件辩解，自欺则可，欺人的目的却没有能够达到，真是枉费心机了。这种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成见、偏见来曲说历史，颠倒是非，这书的价值也就不必评论了。

关于八一九事件

亚纳耶夫作为8月19日事件的重要角色，他写的回忆录，对于人们研究苏联存在时期的最后一个重大事件总是有点史料意义吧。如果拿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录来对照，他这书的史料价值就有一点可疑了。这里只讲一件事。

当他们已经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派了总统办公室主任波尔金(一译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瓦列尼科夫等人飞到克里米亚，找戈尔巴乔夫谈话，要求他认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为。当然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亚纳耶夫的书中写道：

当听到代表团到福罗斯觐见他的消息并通报很快将实行紧急状态时，他开始怒火中烧，开始骂娘和吼叫。……戈尔巴乔夫马上提出两个问题：谁派你们来的，逮捕叶利钦了吗?如果逮捕了叶利钦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这个消息，一切会是另外的样子。(第23页)

照这个说法，戈尔巴乔夫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念念不忘收拾自己的政敌!可惜这又是曲说。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他曾协助戈氏完成他的名著《改革与新思维》)，这时正随戈尔巴乔夫一同被软禁。后来他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记下了那一次“觐见”第二天的一件事情：

当我第二天早晨进到别墅的小楼时，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人问戈尔巴乔夫在哪里。最后是他的外孙女娜斯佳跑到我跟前，把我领到了楼上。戈尔巴乔夫躺在床上，正在便条本上写着什么。我在他旁边坐下，开始大骂那帮无耻之徒。他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说：“是的，结局可能会很糟。但是你听我说，在这种场合我相信叶利钦。他不会对他们屈服，不会对他们让步。不过那时候就会要流血。昨天我曾问他们叶利钦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回答说‘已经逮捕’，另一人纠正说‘将要逮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579页)

原来戈尔巴乔夫是在关心叶利钦的安危!和这一伙人斗争，他知道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叶利钦了。而叶利钦也真像他希望的那样，为粉碎这一场政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例也可以看出亚纳耶夫的判断与实际情况距离有多远。

亚纳耶夫的书中还讲到一件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

他们请求我临时承担起国家元首的职责，起初我坚决予以拒绝……当时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波尔金刚从福罗斯回来，他用慢吞吞的哲人般口吻宣布：“好吧，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我们不得不在你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明天我们将会遭到逮捕，这近乎百分之百。

随后，再没有人说服我。我拿起钢笔签署了关于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第74-75页)

这一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事们敦劝亚纳耶夫出来领导的聚会，在瓦·波尔金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里有详细记载。记下了许多人的谈话，可是其中既没有什么人敦劝亚纳耶夫的话，也没有他自己说的促使亚纳耶夫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至关重要的话。他那篇“现场记录”有好几千字(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5页)，请恕我不转录了。难道波尔金写书的时候忘记自己说过这句起了重要作用的话吗?亚纳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也无从去问他了。

亚纳耶夫态度鲜明地拥护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改革。像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卡廷事件，还要强为之辩。这些都足以说明他这本书的倾向了。可是在中国，有人愿意翻译介绍这本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据译者说，还“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译者序第6页)。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亚纳耶夫的见解在中国还颇有市场。这倒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