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疫苗举报者：有人送金元宝求别点官员名字(2)

法治周末：在多次实名举报之后，你的工作和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陈涛安：2007年5月，我举报后，6月，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我。

记得有次被调查，我要求看两名检察官的证件。开始他们不同意，在我的坚持下，男检察官就给我看了证件，女检察官不愿拿出。我说：“你不给你就出去，让他调查。”然后她就掏出证件摔在我脸上，我把这些都写入了调查笔录。

之后，我被一名同事举报。询问后才得知，他也是按领导指示做的。

此时的我，感到体制内解决疫苗问题没希望，便开始走向舆论监督。

法治周末：你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为何要坚持举报?

陈涛安：主要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从小就受他们影响。

在后来的疫苗问题上，我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公司的本底、账本、合作协议等逐一进行了调查，将证据锁定得很坚实。

法治周末：你因为岗位调动而走上举报之路。有人说你想炒作自己，也有人质疑你“动机不纯”。对此，你如何回应?

陈涛安：2005年我被“支开”后，对省疾控中心里边的事情全然不知。但是用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事，超出了我的容忍度，所以我调查、举报。

在“山西疫苗事件”发生前，卫生部有卫生信息的讨论我都去参加。但我现在当不成专家了，只能以写材料寄信的形式参与建议。我在这个行业内没有好名声，体制内有人说我不可理喻，我成了被排斥对象。

如果我真有问题，有关部门早把我“双规”了。我举报的疫苗案会导致一些疫苗贩子和官员的利益受损。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多想，但我身边的人都明白我的为人。我做的事情全部是公开的。

有人送来“金元宝”

法治周末：家人对你的举报行为支持吗?

陈涛安：比较支持。但家人觉得我整天操心别人家的事情，甚至还要承受一些威胁与恐吓，自己却过不成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

法治周末：在举报过程中，是否有人向你“求情”?

陈涛安：最近几天，有人来求我，希望在接受“疫苗后遗症”采访时别点出相关官员的名字，还特意送来个大“金元宝”，放下就走，我追也追不上。我不知怎样处理合适，最后送给了跟我学计算机的一对贫困孩子。

我觉得我做这个事，起码令一些人不敢为所欲为。但他们偷偷摸摸搞黑幕交易，我没办法。如果条例法规能建立健全，对黑幕交易会有很好的遏制。

同时，我还担心，怕搞得严重了，会使老百姓对疫苗接种的信心下降。所以还是希望政府能出台好办法。

这次我把发现的问题寄到卫生部去，就是希望我的意见能够被关注。通过我的意见和卫生部的意见相结合，拿出最好的办法。我担心如果出发点不对，个别地方变成不是为老百姓服务，而走到“利益圈”里，那就很麻烦了。

法治周末：概括来讲，你上个月向卫生部提出的建议书有哪几些关键内容?

陈涛安：第一，一类免费疫苗要产生竞争;第二，二类商品疫苗冷链要建立公共服务系统，严厉打击疫苗贩子存储疫苗;第三，在冷链系统的各个接口上，要制度化、指标化;第四，严厉禁止国家卫生公共服务机构出租托管;第五，严格规定疫苗批发企业的准入资格;第六，加强二类疫苗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管理;第七，制定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事故救助办法。

疫苗管理仍有问题

法治周末：据你观察，类似华卫时代的公司现在情况如何?

陈涛安：这种公司现在不会明目张胆了。以前官商勾结倒卖疫苗，随着去年山东打击黑市贩子后，黑市贩子也有了变化。他可能持有很多生产厂家或批发企业业务员的证件，买回疫苗自己买卖。

他们通常由这样几类人组成：卫生行业官员的亲属、疾控机构离职员工、退休老员工以及多年在卫生系统买卖药品搞商业贿赂的商贩。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相关的监督机制现状如何?

陈涛安：业务员成千上万，监督不过来，非常隐蔽。而应对公安部门或药监部门检查，他们又有业务员证件。药品监督部门没有权力搜查家庭，公安部门去查又不懂专业。

法治周末：疫苗不在专门的疫苗冷库库里储存，而是存放在业务员家里?

陈涛安：这也是我希望条例修改的一块。现有条例规定，疫苗经营企业可以存储运输疫苗。最后，到了批发经营末端，很多疫苗都放在业务员家里了，这样他们走乡串镇买卖疫苗很方便。条件、环境、甚至责任心，都是“打着问号”的，但这一情况却很普遍。

法治周末：就你了解，基层的疫苗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

陈涛安：接种疫苗医生的资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关系到对于一个孩子接种时身体状况的判定。农村医生的资质参差不齐。

法治周末：在对《条例》的修改建议书中，你写道：“深入社会密切联系群众，是卫生防病工作的传家宝。”如何理解?

陈涛安：《条例》出台后，确实起到很大作用，在推进疫苗管理的法治化上迈出一步。但出现的问题是，在制定和研究过程中没有“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