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2000年以来省部级高官贪腐案半数涉房地产(2)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调查梳理了自2000年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的落马轨迹，结果发现大量落马高官都涉及房地产。

高官涉及房地产有两种形态：第一类，是背后有房地产利益链条，或直接间接倒腾土地，或纵容支持亲属开发房地产，或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或用非法收入买房倒手等;第二类是用正常合理收入买房置业。

针对第一类情况，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贪官坐拥多套房产，表明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官场集中腐败的重要场所。这种腐败，建立在以下几条途径之上。一、将平时的受贿资金投向房产领域;二、与开发商勾结，从而变相地获取房产;三、以各种隐藏的方式进行受贿，如房产不登记在名下，或以低成本的方式“租借”开发商的相应住宅;四、借各种公开的住房补贴、高额的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等，来谋求房产。

根据第一类情况梳理2000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以官方对外公布的调查时间为标准，2013年，据公开信息，涉及房地产的落马高官为周镇宏、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刘铁男五人，郭永祥、蒋洁敏因与房地产无明显交集而不列入此次统计。

2012年与房地产有瓜葛的落马高官有李春城、薄熙来。

2011年，有两名省部级高官涉及房地产，一是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另一个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13年5月，黄胜受贿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检方指控，黄胜或其亲属收受多名商人的住房或购房款。

2010年共有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

2009年落马省部级官员共有7人涉及房地产，他们分别是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原铁道部党组成员何洪达、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而在这一年，还有一位官员，虽然其级别不到省部级，但他是名副其实的因房落马，他就是杭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原副市长许迈永。2011年6月21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对许迈永作出的死刑判决。判决认定：1995年5月—2009年4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2001年撤市改区)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经调查，牵涉许迈永案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2008年有5人，2007年有3人，2006年有7人，2005年有4人，2004年有3人，2003年有4人，2002年有1人，2001年有5人，2000年有2人。

根据上述统计，自2000年以来，14年中，共有53名落马省部级官员涉及房地产，而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在1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近一半的落马省部级高官或多或少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落马高官为何涉足房地产?

在调查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从时间上看，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明显比2004年之前多。统计显示，2004年及前4年涉房的落马省部级贪官只有15人，平均每年3人;2004年以后则有38人，平均每年涉房落马近4人，2006年、2009年，都有7个落马高官涉及房地产。

与此相应，自2004年土地统一实行招拍挂以来，房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快，2006年、2009年房价上涨幅度几乎都达到历史高峰，至今房价依然在高位运行。

严跃进指出，近几年全国面临普遍性的房价上涨，房地产暴利，也促使房地产交易中权钱勾结的现象逐步蔓延开来。

另外，从地域上看，中东部涉及房地产的落马省部级官员数量明显比西部多，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成为因房重灾区，比如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浙江的张家盟、广东的许宗衡等。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等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公司、深圳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

而在新疆、西藏、青海等省份，截至目前，记者统计中并没有发现有省部级官员因为过深卷入房地产而落马。

对此，严跃进表示，这直接表明，房价较高、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省部级官员更有涉足房地产业的动力。究其原因，一是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即使省部级高官，凭借其收入买房的压力也不少。

二是这些地方的土地升值前景十分诱人，开发商更有腐蚀拉拢官员的决心，为了一块地，开发商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对官员的诱惑更大。

三是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中，房产不单纯是提供居住功能的产品，而是一个资产，甚至是消费结构中比重最大的资产。加上房价上涨，这种资产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扭曲的住房功能与扭曲的官员心理“狼狈为奸”，自然出现官员多套房的现象。对于专注投资回报率的官员而言，这种不断增值的资产，是其未来退休后的保障。同时，多数官员在城建与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等任职，职位的原因，增强了其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政府寻租的私利与动机、以及监管缺失，都使得此类官员易陷入贪污的陷阱之中。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丈母娘需求”等往往能催生省部级官员的涉及房地产需求。一般而言，省部级官员自身并不缺房住，但这一级别的官员，大多已是50岁上下，正值下一代走入社会、买房置业的当口。如果子女要结婚，毫无疑问，丈母娘会问“有没有房子”。按我国的传统，身为高官的父母，出钱买房是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记者从一些落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很多子女借助父辈的高位投资房地产，甚至空手套白狼。

严跃进表示，贪官购置房产，除了为自身考虑外，也受到相关利益人的影响，比如子女、情妇等。此类人群的购房需求，将左右贪官的权力运用。“人之常情”的逻辑，加快了此类贪官的涉及房地产步伐。

如何斩断涉房贪腐利益链?

严跃进认为，高官涉足房地产，对于经济与房地产而言是一个伤害。一、这种行为，扰乱了目前市场分配原则，挑战公平的道德准则。二、扰乱了当前的房地产秩序。此类官员将大量的多套购房需求强势介入，势必抬高房价，并挤压普通刚需购房者的购房利益。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日前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部分官员房产太多，也是住房普查执行难的一个阻力。

严跃进建议，对于贪官涉及房地产，尤其是违法的房地产交易，应加大打击力度：一、要建立长效机制，从制度上规避此类官员的腐败现象。这种长效机制应通过政府监督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而展开。二、加大对官员房产的审查制度，从财产申报制度等方面喝退此类贪官的各种贪欲。同时，从工资公开、可疑财产排查、加重多套房产纳税额等方面，加大此类人员拥有多套房的成本，并增加其拥有多套房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三、加大惩罚力度，进而起到警示等功效。四、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态，强化民主，提升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性。

对于官员房产乃至财产的审核公示，浙江、广东等地已经有试点或探索，但全国建立完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尚需时日。

7月1日，本刊第25期刊发《第三次经济普查仍不敢碰住房?》一文，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经济普查中，难以进行住房普查，而此前的第六轮人口普查，也没有统计清晰的住房基础数据。我国的住房基础数据至今仍是一个谜。而无论对于民生还是中国经济，甚至楼市调控，住房普查数据都意义非凡。此外，个人住房普查是调节住房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旦掌握了真实全面的住房基础数据，那么依靠灰色收入大量购买住房资源的行为将无所遁形。

但是记者调查了解到，此前进行的第六轮人口普查，并未有实质性的住房普查环节，甚至一些住房调查的项目也一度遭到抵制。

甚至连备受各界关注的住房信息联网，也是一再迟滞，频频误期。严跃进表示，公务员财产公示难，有几个原因：一、对于私有财产，因《物权法》等法律因素也影响财产公示。二是财产的申报、评估与公开，牵涉面太大，从而增加了相应的困难。

但严跃进认为，从目前公务员持有财产来看，住房仍是其中较大的财产，而且从技术上看，住房调查相对较容易。因此，房产可以作为财产公示中首要的一项内容，先行试点公开，从套数、房产价值、房产来源等方面进行公示。

一位业内人士甚至直言，其实住房统计技术并没有太大的难题，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敢于下公示住房、普查住房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