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城镇化 智囊专家与上证报记者吵起来了

文/愤怒的大熊(记者论坛成员)

“你不配做个记者!”

11月24日中午，在一场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坛上，面对记者的提问，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前领导脱口而出。

台下济济一堂，数百名听众，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人士，有地方城市的市长、副市长;有商学院MBA学员，企业家和高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记者。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场。

论坛讨论的话题是“三中全会下的新型城镇化”，毫无疑问，这是个当下热门得不能再热门的话题。

这一环节是圆桌对话。对话者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前领导、地产开发商、农商企业主和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院研究员。

中央政策研究室领导认为，三中全会《决定》送给了农民三个大红包。

头一个红包是18亿亩红线耕地的转包费用，每亩地500-1000元/年，中西部不等。以户均6.4亩耕地计算，近万元。然后两口子进城打工，年收入近6万元，加起来有7万元。按领导的说法，以统计局的标准，这一大步，就可以迈进中等收入家庭了。

第二个大红包是宅基地。现在中国土地最大的潜力是宅基地，宅基地占了17万平方公里，城乡建设用地一共占了22万，包括县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了5万平方公里。农民把宅基地出让了，可以拿到几十万元。

第三个红包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以同地同权同价。集体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少了转为城市用地政府抽成，更多收益可以留归集体，农民也可以雨露均沾。

一言以蔽之，土地。唯一还属于农民的那点儿东西。

提问环节，上海证券报的一名记者提问。“我是属于土改的保守主义者。刚刚(此处删去5个字)说到了农民的三个红包，我们假设他都拿到了，一个农户拿了100万，问题是这些农民进城之后会不会找到工作，这个时间会不会很长，他能不能一直在城市里呆下去。现在很多农民拿了钱之后，他可能赌博、买汽车，两三年钱就没了。他在城市可能就几年的打工的黄金时期，他如果说什么都没了，他的钱也用光了，这就是流民，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土地不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有公平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提问，多少还涉及到一些人文关怀。

领导大喝：“你这个担心是杞人忧天。”理由是，农民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才会把宅基地流转出去。

先有饭碗，再卖地。逻辑上当然是相关的。但问题是，谁来保证农民的饭碗?肯定不会把公务员的铁饭碗赐给农民。

记得看过一篇关于重庆土地流转的报道。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拿了补偿款在城里买了房，没过几年，坐吃山空，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重庆黄市长大力推行的“地票制度”正是这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前领导极力推崇的，“上海对重庆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

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院研究员插了一句，“核心是一点，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社会保障体系的体系。就是三险一金，一定要配合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我们的过程才可以顺利推进。”

但话题马上被农商企业的老板打断，“我觉得不要引导社会舆论往这个方向去走，一走之后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不断拉动的就是农村人进城，农村里还有一点脑子里的人，他一定会进入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城镇化、工业化他们都是需要服务业，需要劳动力的。”

为什么不允许引导社会舆论关心社会保障，言下之意是农民进城的托底保障：三险一金、户籍解决起来太复杂、太麻烦，关键是太慢，政府和企业等不及了。宅基地商品化，几十万亿的价值，接近中国一年的GDP，足以成为下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接下来又一位记者问了。“您刚刚提过城市会吸纳农村人才，但是农村留守的人群，包括他的学历，包括他对事物的认识层面还是比较低的，您觉得城市会容纳他们吗?如果说不能的话，这些人在农村，他没有土地，他怎么办?”

前领导回答说，农村2.8亿劳动力，有8000万种地足足有余，有2亿人还要出来。他们干什么?现在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量已经趋于饱和。但是服务业的就业容量还很大。未来两亿劳动力到城市里做什么?是搞服务业。

上一位记者从人群中吼了一句：“那么他到城市里干什么呢?他没有技能。洗脚吗?”(好样的，兄弟。未经允许，此处隐去大名。)

前领导怒了。“你不配做个记者!我说的是数据，你说的是个案。你没有动脑子，你这个记者白当了。”台下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好吧，数据是对的。2亿人进城干嘛呢?还不是洗脚、洗头、扔砖头?还不是做农民工?尽管农民工是个带有岐视性的字眼，但它确实存在于社会语境之中，无法忽略，也不容忽略。为弱势群体代言，到沦为弱势群体的“新闻民工”也是。

农商企业主补充了，“我们家保姆我一个月给她6000块钱，我们的一个小秘书，大学毕业生3000块钱一个月，现在农民工的失业率只有6%，但是中国大学生的失业率到了30%。”他认为，制造业现在已经过剩了，农业还尚待时日，所以农村出来这批人更多应该是进入到服务业。

试问，如果2亿农民都进入服务业，6000块的保姆是不是就掉到了3000块?再说，你凭啥把人家土地弄过去再让人家到城里来给你做保姆?如果6000块够吸引力，让人把土地留着来做保姆是不是更多自主选择?

前领导又开始说了。“美国有100多万个会计师，有500多万个律师，中国这个数量少得多，所以重点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这个就业容量是很大的。我算了一笔帐，如果说用十年时间把中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现在的36%提高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0%，可以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把农民工的两亿疏散出来，仅仅是第三产业就可以吸纳1亿以上，所以报纸记者要提高自己的素质。”

很明显，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造2亿农民工的任务决不是可以大跃进和大运动所能达到的。正如前面嘉宾所说的数据，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都到了30%，现代服务业先把这些嗷嗷待哺的大学生消化了吧。

《决定》是顶层设计，希望解决的是大问题。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解决了土地利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失地，主动或者被迫进城，能解决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现在的长三角城市，劳动力短缺可是让很多市长头疼的大问题。

正如83岁的吴敬琏所说的，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是土地的城市化优先于人口的城市化。被纳入到统计的农民工和家属，虽然进了城，但是在教育、养老、保障性住房方面，还不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

在具体实施中，却有个轻重缓急。是摸着石头过河?继续牺牲一代农民的青春和血汗。还是先完善社会保障和现代性服务业，再让农民自己洗脚进城?

说到顶层设计，想到无锡农民洗脚进城的一个“绝妙”设计。太湖旁边的农民，被征了地，土地被政府卖给了开发商。给农民盖了安置房，给的承诺是，五年后给证。农民们傻啊，善良啊，想着若是现在给了产证，上市交易会影响当地房价，政府所为也算合理。于是傻等傻等，五年后，产证下来了，集体产证，卖不出钱。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领导换过一茬，中国的农民又颇习惯逆来顺受，只好作罢。

最后再说一句配不配做记者的问题。在一场关于“新型城镇化”，如何把土地从农民那儿弄到市场上的讨论中，讨论者有政府领导、开发商、企业主和专家，唯独没有农民，这或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问题是，记者替农民提了两句实在的问题，就被骂“不配做记者”，可以想见，在主流政策制定者的思路中，农民的位置。

配不配做记者，你说了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