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获赔65万后亲人反目 生意折本有家难回(2)

他当即病倒，半个月都无法下床走路。他躺在床上，想起自己的遭遇：“儿子肯定不会还钱了，如果报警，儿子又要坐几年牢，儿媳妇到时也没了，结婚花的十几万不就打了水漂?”

而赵西良当时已生下一子，赵作海自我安慰：“就当花钱买了个孙子吧。”

赵作海虽然咽下了这口气，但此后父子关系可想而知。

亲人反目“亲戚也不是亲戚了”

儿子取款的事，加剧了赵作海夫妇与妹夫的怨愤。

在李素兰看来，是余方新给赵西良说了密码，14万才被取走。赵作海为此不再与妹妹和余方新往来。

而余方新则表示委屈，他说：“赵作海拿到赔偿款后，是十多个人一起去存的。”与妹妹关系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赵作海与两个儿子的疏离，“我和妹夫闹得不好之后，他们再没给我来过电话。”

孩子们现在在做啥?在哪家单位?赵作海一概不知，他的了解仅限于：“老大在济南，老二在北京，老三在南京。女儿从来没来看过我。”

“我离家的时候，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十多年过去了，彼此没什么感情。”说起儿女们的远离，赵作海的声音突然有些颤抖。

亲属中唯一还与赵作海往来的，是柘城县起台镇杨大庄村的67岁的姐姐赵作兰。但因为相距较远，赵作海与姐姐的走动也并不频繁，他最近一次见到姐姐还是4个月前。

或许是因为上了年岁，赵作海竟一时想不起姐姐的名字，喃喃说道：“我只知道她儿子的名字。”

“亲戚也不是亲戚了，邻居也不是邻居了。”赵作海感叹。

生意折本“我与社会脱节了”

拿着剩下的30多万元，李素兰的一位老乡向赵作海提议，让他跟自己去宁夏卖门窗。

在宁夏，赵作海拿出15万“投资”。

但他并没有见到什么所谓的门窗，而是被告知做“传销”更挣钱。

“啥叫传销啊?”赵作海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传销”这个词，脱离社会生活11年，已有太多的新事物让他感到陌生。

“投资”失败，赵作海无奈回村。没多久，李素兰又与儿媳发生了矛盾。赵作海索性带着李素兰搬到了商丘市。

在商丘，夫妇俩又产生了转包旅社的想法，“在家里坐吃山空，不如做点正经生意，维持生活。”

赵作海又拿出2.8万元，盘下了一家位于商丘市归德路的旅社，水电费根据实际用量结算。旅社共有十多间房，内设床铺、被褥、风扇和电视。双人间30元一晚。

赵作海还在旅社门口支起一个烟柜，卖些香烟和零食。

在赵作海看来，旅社这样的条件已属不错，加之价格低廉，生意理应不错。但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除春运时的入住率还算说得过去，整个夏天几乎无人入住，营业额甚至连水电费都不够。

“现在的人住宿都讲究空调、洗浴和网络。”赵作海一声长叹，说他在监狱待太久，已看不懂这个社会。

含糊投资“收不回成本就身无分文”

生意的惨淡还并非赵作海最糟的境遇。

今年夏天，一名中年男子从旅社拿了根冰棍却不肯付钱，赵作海和他理论起来。

“男子对我说‘吃你个冰棍，不给钱怎么样’，然后把我推倒在地。”赵作海说，自己为此住了院，后来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对方才赔了5000元。

说到这，赵作海摇摇头：“住院花了六千，追回来赔偿五千，也差不多了。”

赵作海回忆，在此之前有民警找过自己，因为不会上网，旅社内缺乏联网系统，存在住入犯罪嫌疑人的潜在风险。

接连的挫折，让赵作海夫妇不得不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意。在经营了11个月后，旅社最终关张。两口子大体一算，又赔了两万多。

在此之后，受朋友闵凡玉的邀请，夫妇俩赴山东费县，在闵凡玉承包的农家乐里帮忙。在赵作海向当年对自己刑讯逼供的警察索赔时，闵凡玉曾担任赵作海的代理人。

因为李素兰是回民，不适应当地的生活，只在农家乐帮了一个月忙，赵作海夫妇又返回了河南商丘。临走前，赵作海用了三年的黑白屏幕手机坏掉了，闵凡玉为表感谢，分别送给赵作海和李素兰一部智能手机和彩屏翻盖手机。

回到商丘之后，赵作海和李素兰在商丘市睢阳区租住下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李素兰进入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在经历了儿子结婚、被取款14万元、误入传销和开旅社失败之后，赵作海当初的65万国家赔偿和补助款，还剩下一二十万元。

如今，他将这笔钱都放进了李素兰所在的投资公司，每月领取一笔收益。至于钱究竟投向哪里，有没有风险，他一概不知，只是说：“利息够我和老伴吃喝，估计不会赔本。”

闵凡玉对此深感忧虑：“赵作海投资风险非常大，一旦收不回本钱，他就身无分文了!”

“我打工也不行了，也没人要我了。”赵作海说，现在自己每月低保60元、李素兰月薪1000元和每月的投资收益，这就是家中所有的经济来源。

晚年危机“走一步算一步吧”

三年过去了，赔偿金只剩少半，年过六旬的赵作海该作何打算?

“走一步算一步吧。”他的回答带出几分悲怆，“肯定不会说死了没人埋。”

因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赵作海与李素兰互换手机使用。在他身上，随时都揣着那部屏幕整体发白的翻盖手机。虽然屏幕失灵，但他依旧可以凭借存在手机里的号码，与李素兰接打电话。三次更换手机号码之后，他现在还能偶尔接到求助者的电话，但他都一一拒绝。但手机从未接到来自亲人的问候。

“孩子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事。”赵作海几近哽咽，他说自己每当想到这些，就出去走走，设法转移注意力。

李素兰每天上班之后，公园、鱼塘和城墙根，都成为赵作海独自散步和打发时间的场所。他发现城墙根下有野生枸杞，就经常独自提着袋子一摘就是半天，还兴奋地告诉《法制晚报》记者：“这枸杞是野生的，对身体大有好处。”

尽管邻居们都知道这里住着赵作海，但他本人却不轻易和邻居们接触。赵作海如今多了一丝危机：“我在这里租房，是人家的地盘，说不好了，招惹是非。”

就连走在街上被人认出，他也会故意反问：“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国家给了赵作海赔偿，却无法替赵作海对生活做出合理的规划，最终依然挽救不了他的生活。”谈及朋友赵作海的晚年，闵凡玉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闵凡玉看来，如果当初有关部门能给赵作海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月挣个一两千元，他的境遇或许就不会如此。

2013年11月17日晚7时，赵作海回到家，拧亮了屋里那盏唯一能够照明的13瓦的节能灯，他与李素兰准备就此休息。

而在屋外，巷子里简陋KTV里的音乐才刚刚响起，热火朝天。

事件背景：

1999年，赵作海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缓刑2年。2010年4月，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河南高院认定该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赵作海随之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6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