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正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成功,也是新的诅咒与报应的生成。就这一代人而言,荣誉与财富如同两根木棒,架于他们的脊背之上,便就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够带来的快乐并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么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赘,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负担。
王石能够从芸芸草莽英雄中抽身而出,能够在万科高速扩张之际提出专业化的原则,能够在盛年之时让出总经理职务,能够摆脱商务事宜去登山攀峰、去投身社会公益,以及后来能够独身游学于美欧名校、思考更为抽象的人文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正是得到了疾病的启喻和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我至今记得很多年前审阅《道路与梦想》初稿时读到过的那段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今年的王石已经年过六旬,他创办万科三十年,并将之发展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然而,他和他那代人的故事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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