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种疫苗的社会学考察

身为社会学家的特雷弗·平奇夫妇，在从英国来到美国后，不得不面临一个十分纠结的医学选择：是否让他们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系列接种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三联疫苗(简称白百破疫苗)。

这件事发生在1992年，正值有关“海湾战争综合症”(包括慢性疲劳症、肌肉风湿症和记忆干扰症)的报道铺天盖地之时。据称，海湾战争综合症正是美国的士兵们在执行针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接受了多种疫苗注射而引起的。在此前后，还有其他许多关于接种疫苗所致问题的传言。

同在康奈尔大学任职的平奇夫妇体验过德国和英国的保健制度——在这些制度下，是否接受疫苗接种完全由家长选择。因此，他们对美国拒绝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入学这一政策持强烈质疑态度。在浏览大量文献资料和宣传报道、并拜访了一些替代疗法支持团体之后，平奇夫妇最终决定，不接受常规接种方式，而选定另一种方案：女儿1岁时接种白喉和破伤风的二联疫苗，1岁半时与二联疫苗同时接种一种据说不良反应较小的灭活百日咳疫苗，两岁时再重复接种一次。影响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对医生所牵扯的商业利益的不信任，二是百日咳的低发病率和自己孩子良好的健康状况。

10年过后，平奇夫妇的英国同胞和社会学同行哈里·柯林斯也咄咄逼人地质询他们当年的选择，并以之作为案例分析样本，提出：像他们那样避免早期疫苗接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长时间地被置于染病的风险中。这也是一个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和整个人群的潜在问题。从长远来看还关系到他们孩子的下一代。如果这种推迟及延长疫苗接种计划的观念流传开来，将增加低接种率情形的出现，提高其他儿童感染该疾病的概率，并对整个人群及后代造成有害的结果。

“没有什么比儿童疫苗的接种更能体现个人选择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了。”在柯林斯与平奇合著的《勾勒姆医生》一书中，其第八章《疫苗接种与父母的权利》开篇这么写道。确实，很多人心存这样一种念头：我不想(不愿、不敢、不放心)孩子接种疫苗，只需等待足够多的人接种后产生的“群体免疫”来提供保护。不幸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越多，根除这种疾病的希望就越小——群体免疫就越难以实现，因为留在人群中的疾病潜伏者将越多。

这种情形与著名的“囚徒困境”颇为类似，其大意是：两个被指控共同参与了某种犯罪活动的囚徒被分隔开来提审，两人都知道可以有如下选择：1、如果他们都不坦白，那么根据已有证据，两人都将判1年的监禁;2、如果两人都坦白，每人都将判10年的监禁;3、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个不坦白，那么坦白的人将被释放，而另一人将被判10年的监禁。

这个博弈论中的经典对局通常被用来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人自私地寻求最大效益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或者说，你永远不能确定怎样做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妨将接种疫苗设想为相当于1年监禁，而感染疾病为10年监禁。如果每个人都接种疫苗，则等于每个人都被监禁1年;如果没有一个人接种疫苗，则所有的人都被监禁10年;如果其他人都接种疫苗而你没有，你则被释放。

由于接种人群基数庞大、涉及之因果链条复杂，难免会有极少数儿童在接种疫苗后出现包括并发症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乃至十分严重的后果。然而，疫苗与基础医疗设施和基本的医疗保健一样，终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廉价且最有效的医疗干涉措施。基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停止使用疫苗，流行病将会肆虐，而流行病带来的后果将比疫苗出问题导致的后果更严重。　　(文/尹传红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