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基因纷争的死循环

农业部两面都不讨好：科学家质疑其转基因商业化审批不积极，反转人士则认为政策过于宽松。

编者按：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中国是否该向美国一样大力发展转基因产业?这两个问题，不仅出现在崔永元与方舟子的网络论战之中，两会期间也会例行地成为对农业部长的拷问。纷争之下，各方对转基因的核心诉求究竟是什么?

“您本人会吃转基因食品吗?”“你的问题很尖锐，但是我也不回避，实事求是地回答你：我现在也在吃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具体来讲就是豆油。”

3月6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从表情上看，这位部长可能心里觉得有一点点被冒犯，毕竟在那之前的一小会儿，他刚刚耐心地花费了12分钟，解释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是如何的严格、既有产品为什么是安全的。而且这些问题在去年“两会”时的同一间会议室里，他也讲述过一遍。

“你吃不吃转基因食品”，是韩长赋和他农业部的同僚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但其实这对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有些多余——大豆油多数由进口转基因大豆压榨而成，即使你的家庭在避免选购它们，但餐馆可不管这些。如果你爱吃木瓜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你的第二例转基因食物。

反复讨论，反复质疑，反复解释，这似乎是最近4年里中国关于转基因纷争的死循环，没有哪一方能完全占上风。作为主管部门的农业部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科学家们抱怨农业部在商业化审批上犹豫不决，难以以产业化带动科研，贻误发展机遇;一方面，反转人士认为农业部该给转基因作物更严厉监管，或者，禁止最好。

产品现状：抗虫水稻获安全证书

1997年，中国引入转基因棉花用于种植，之后又先后批准了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不过它们被严格限定在加工原料，不能用来直接食用。这些转基因作物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转基因木瓜在美国和中国都允许商业化种植，都是抗环斑病毒木瓜。中国还曾批准过数个耐贮存和抗病毒番茄，但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

韩长赋说：“我们的棉花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抗虫棉。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才是一般的食用作物。至于主粮作物，将会更加慎重，通过更严格的程序。目前，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

韩长赋所提及的转基因主粮，指的是4年前获得生物安全证书的水稻。

2009年，两种转基因大米(华恢一号和Bt汕优63)安全性获得认可，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也获得生物安全证书。在那以前，耐贮存番茄、矮牵牛、抗病辣椒也获得了安全证书，但反响不大，而“虫子都不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引发的恐惧点燃了持续四年之久的转基因大讨论。

其实，恐惧是多余的：这三种转基因作物在获得安全证书前，也已经经过了一系列冗长的实验与评价。两种水稻的评价审核，经历了前后11年。而且，水稻中的Bt蛋白是一种高度专一的杀虫蛋白，只能作用于鳞翅目害虫肠道上，人类肠道没有Bt蛋白的结合位点，不会受影响。蛋白“毒性”也不会累积，因为蛋白吃进去会被消化掉，这不像重金属污染对于人体来说难以代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Bt蛋白来源生物苏云金芽孢杆菌，已经被人类发现了100多年，Bt制剂作为生物杀虫剂也已经应用了70多年。在全球范围大规模种植Bt基因玉米已经近20年，没有发现对这种蛋白的过敏反应报告。至于植酸酶玉米，问题就更简单了：它主要用于动物饲料，而且植酸酶本来就存在于植物体内，它的作用在于提高动物对磷、钙等营养物质的利用效率，减少高磷粪便的排放，这对环境保护至关重要。

在中国，这三种作物也都经过了毒理学和致敏性评价，其中包括大鼠90天喂养实验。另外，担心这些蛋白改变人的遗传特征也是多余的，因为所有基因一旦进入消化系统，都会被分解成4种核苷酸，才能被细胞吸收利用;更何况经过加热烹调，食物中所有的DNA已经降解小片段，不携带遗传信息了。

监管现状：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严格

不过，正如韩长赋所说，尚未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上述玉米及水稻获得安全证书到面市，按正常程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按照《种子法》获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最终商业化种植。而实际上，在重重质疑声中，这一进程早已被搁置。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甚至感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这也正是为何去年7月，有61名院士联名上书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在中国，对转基因作物执行着与多数国家类似，甚至更严格的规定。

中国2000年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它的目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可对他国试图入境的转基因生物及产品采取严格的限制与禁入措施。在中国，进口用作原料的转基因生物是绝对不能改变用途的，也不能种植。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一部主任徐海滨说：“中国转基因安全评价跟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比，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甚至说是比较繁琐的。我们设定了五个评价阶段，包括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试验等。”

从专业层面，现在第四届64位专家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安委会)，按照五个阶段，从多方面对转基因新品种进行安全评价。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是第一和第三届安委会成员，他在植物分子组对这些转基因新品种的效果进行评价。黄大昉说：“安委会大部分都是科技专家，有生物技术、营养学、医学院、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专家。”这些申报材料至少有半本书的厚度，安委会成员们要一项项核对这些实验数据、图谱，对有疑义的资料不断驳回修改。只有安委会确认后，才能进入下一轮实验，如此往复，直到获得安全证书。与日本、美国的进口政策相比，中国对未批准的转基因成分是“零容忍”，一旦发现进口作物中含有中国未批准的转基因成分，无论多少全部拒收。而在多数国家是设置了阈值的，即在一定含量以下是合法、可进口的。

2014年“两会”期间，崔永元和他的纪录片让转基因争论再度被挑起。就像以往的数轮争辩一样，不可避免的突破科学与理性的范畴。在生物技术学家黄大昉看来，争论焦点早已不是单纯的安全性问题，“中国可能真的得经历这么一段，正好赶上转基因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它，其他的科技发展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支持与反对转基因，有时承载的是复杂的社会情绪，甚至政治诉求。

2011年年底，一个小型研讨会在重庆警局举行，主题是“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讨会”，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自命为会议主席，宣布抵制转基因“毒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两天后，他在北京邮电大学被聘为兼职教授。两个多月后，他的政治生涯在成都美国领事馆戛然而止。(腾讯财经李伟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