藁城台疙瘩挖出六项“世界之最”

■铁刃铜钺

■十四号房屋内的陶器

■漏斗

■十四号房屋复原图，酒曲发现于此

■将军盔

■陶瓮

一件带有铁刃的铜钺，自藁城台西遗址出土，随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距今已有3400多年，其铁刃“经过热变形锻打而成”，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铁器。

1973年，在台西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除了铁刃铜钺，还出土了另外五种“世界第一”级别的国宝：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最早的酒曲实物、最早的脱胶麻织品、最早的平纹绉丝纺织品、最早的铁矿渣。此外，中国最早的医药实物，桃仁、郁李仁等中药品，也是从这里出土。

本期起，让我们穿越到1973年，随台西考古队一起认识并了解这6项世界第一、1项中国之最。

□文/本报记者 安文联 图/本报记者 郄磊 翻拍

村民取土发现罕见铜钺

在藁城台西、庄合、故城、内族四村之间，分布着三个高大的土丘，依其方位，分别称为“南台”、“西台”、“北台”，统称为“台疙瘩”。早在1965年，当地村民在“西台”南侧取土时，就曾发现过成组的青铜礼器和一件长达39厘米的大玉戈。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

1972年11月，真正属于台西的历史时刻到了。

有一天，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干部李金波接到市图书馆的电话，说有人在出售一件铜钺，让他过去看看。李金波说，这一看不得了，是一件不多见的铜钺。随后，他和藁城县文化馆的马志昶一起赶到出售者家中，经过说服追回文物，并在“西台”进行了调查。

这位村民出售的铜钺是在“西台”打坯取土时被发现的，除了那件铜钺，还有其他26件物品一起出土。毕业于图博系考古专业的李金波，初步判断这些文物属于商代中晚期。回到石家庄后，他将此事作为重要发现向上级作了汇报。

1972年冬天，国家文物局派专家组到台西考察。这个专家组阵容强大：裴文中，中科院院士，“北京人”发现者;苏秉琦，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胡厚宣，古文字专家。专家们对台西遗址考察后，认为意义重大，应尽快发掘。

1973年6月，河北省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处组成台西考古队，由李捷民主持，开始了历时14个月的两次发掘。发掘报告出来后，多项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铁器

这件在藁城台西发现的铜钺，很快引起了世界级轰动。因为，这件诞生于3400年前的(商代中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前后)铜钺，竟然镶嵌着一个铁刃!

铁刃铜钺残长11.5厘米，阑宽8.5厘米，遗址中仅出土一件。铁刃已断失，铁刃残存部分的后段夹于青铜器身内，夹入部分约1厘米。

经鉴定，这个铁刃是经过热变形锻打而成的。学界对这个鉴定结果普遍认同，郭沫若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1976年版)中也认为，铁刃部分是经过锻打的铁。

然而，这个铁刃是“熟铁”还是“陨铁”，又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如果是“陨铁”，就有可能将含铁量很高的陨石，经过简单锻打镶嵌在青铜上;如果是“熟铁”，就表明早在3400年前的商代中期，人类已经掌握了采矿、冶炼、锻打等较为完整的冶铁技术。

此前，有关人类用铁的资料，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据台西考古队的考古“结语”，传1931年在河南濬县辛村出土了兵器12件，其中有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各一件。这批文物解放前流传到了美国，其中的铁刃兵器可能为商代晚期的。这批材料公开后，日本人梅原末治曾于1954年著文断称，它们是冶炼的铁，并认为这个发现是“划时代的事实”。但是，那两件铁器属于商代晚期，远不及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古老。

考古队这样描述了台西的铁刃铜钺：“退一步说，即使它的刃部为陨铁制成，至少可以表明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对铁有了初步认识，认识到铁刃比青铜更为锋利。”“铁作为一种新的金属出现，无疑预兆着‘铁器时代’的黎明。”

更令人欣喜的是，面对“熟铁”还是“陨铁”的争论，考古队很快又找到了“冶铁”的证据。

在台西遗址F4北墙外，考古队发掘出十几块铁渣和两块铁矿石。“如果这里当时没有炼铁技术，人们不会从遥远的矿山中把铁矿石运到这里，更不会出现铁渣。”(《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这十几块铁渣和铁矿石，亦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冶铁实物。它清楚地表明，早在3400年前，生活在石家庄一带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

发现最早的酒曲实物

在台西遗址的“十四号房屋”内，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以瓮和大口罐最多，另外还有“将军盔”、漏斗形器、尊、壶等盛器和容器。其中一个残破的大陶瓮中，还存有8.5公斤灰白色粉末。考古队由此推测，这个房屋可能是专门用来酿酒的作坊。

大陶瓮中的灰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东西，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经中科院微生物所分析，这些粉末是人工培殖的酵母。但由于年代久远，酵母中的菌类已死亡，仅存部分酵母残壳。

这8.5公斤灰白色粉末，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酒曲实物。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十四号房屋”，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酿酒作坊。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邢润川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唐云明在《从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的酿酒技术》一文中提到：“将军盔”是一种酿酒的器皿，在“将军盔”的外表和底部有烟熏痕迹，显然它是使用过的。此外，还有一件陶制的漏斗形器，形制和现代漏斗几乎无别。“这样，在这个酿酒作坊中，一整套酿酒用具基本上具备了。”另外，在四件大口罐内还发现了李子、核桃、枣、草木樨、大麻等植物的种仁，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用来酿酒的原料。

本地文史学者栗永先生也称，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比较普及，在甲骨文、金文和一些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实物资料却异常稀有。栗永说，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19世纪90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酵的酒精制作技术。

《尚书·说命》中有这样的记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意指要酿酒，首先要学会制造曲蘖。在上古时代，曲蘖指发霉的谷粒，即酒曲。随着酿酒技术的发展，曲蘖分化为曲(发霉谷物)、蘖(发芽谷物)，用蘖和曲酿制的酒分别被称为醴和酒。“若作酒醴，尔惟曲蘖”从对应关系看，可以理解为曲酿酒，蘖做醴。

台西遗址酒曲实物的发现，证明了《尚书·说命》中所载是有事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