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进口药价畸高之谜

5月14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发布消息，历经10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案件内外，仍有疑团待解———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能够将真实成本仅10余元(人民币，下同)的药品，在中国卖出10倍以上的高价，实现数以亿计的销售收入;但销售收入逐年飙升的同时，却是微利甚至亏损。更令人疑惑的是，“卖的越多、亏的越多”，这似乎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极力扩张销售的步伐……

“亏本”不影响卖药巨额利润实则已留境外

新康泰克、芬必得、贺普丁……提起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旗下的“明星”药品，中国老百姓十分熟悉;它们在中国高昂的定价，也令人印象深刻。记者从有关方面获得的一份2012年5月葛兰素史克(简称GSK)《专利药品(含专利过期药品)境外市场价格填报表》中，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以知名药品贺普丁为例，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而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不到30元，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其出厂价也远远低于中国。也就是说，购买一盒贺普丁，中国的患者要比其他国家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这并非个例。GSK的另一种药品贺维力也呈现同样的情况：相较于日本的103.5元和中国香港的59.92元，它在中国的出厂价高达182元。

多名涉案的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供述，新药进口到中国前，公司便会启动如下的“倒推计算”价格过程：

第一步：开展国内市场价格调研。一是参考其他跨国药企相同或者相近的药品确定价格;二是如果属于原研药，“想卖多高的价格就定多高的价格”。

第二步：将价格报给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财务部。

第三步：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将定价需求报给GSK总部的TP中心(全球价格转移中心)，计算出成本价和在中国进口的口岸价。

第四步：TP中心认可后，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按照总部计算的口岸价进口药品，这时口岸价已远高于成本价。

第五步：药品进口后，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按照已经转移定价的口岸价，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单独定价，发改委依据申报资料，以口岸价为基数批准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在国内销售的药品价格。“这一过程也叫转移定价。”犯罪嫌疑人之一、原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副总裁兼疫苗部总经理陈洪波说，这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方法。在原产国分公司把要赚的利润确定好，把确定后的(原产国)零售价作为销往另一个国家分公司的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一套价格策略，确保在另一个国家能够盈利。“对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而言，除了进口成品药，还有一种方式是进口原料再加工。”陈洪波供述，西力欣的原料由GSK在塞浦路斯的分公司做，瓶装是在意大利分公司，从塞浦路斯到意大利进行一次价格转移;从意大利分公司到中国贴标签，再进行一次价格转移。多次价格转移之后，每个分公司都赚钱，总利润相当可观。

另一犯罪嫌疑人、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在供述中称，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幅提高进口药品价格、获取巨额利润，而且将应当在中国境内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境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因此，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也就不难理解。2009年至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约为39.78亿元、48.62亿元、55.29亿元、69.75亿元;而同期的营业利润约为1.10亿元、-0.47亿元、0.60亿元、-1.88亿元。

一切为了销量“销售为王”催生贿金黑幕

李某是此次被移送审查起诉的46名犯罪嫌疑人之一。身为湖南某市级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的他，涉嫌非法收受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医药代表谭某送达的现金数万元以及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提供的免费旅游。

据李某供述，从2012年3月起，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为了刺激贺普丁的销量，每开出一盒给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组(给一名新病人开贺普丁)给他100元。他每月可以开出150到200盒，增加5到8名病例。而谭某在每次按月送钱的同时，还会递上一张“讲课单”让他签字，言明这是“讲课费”。

在犯罪嫌疑人之一、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看来，上述行为是公司近年政策导向的必然现象。他供述称，以原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总经理马克锐2009年来华掌舵为分水岭，公司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新的全球CEO上任后，总部对销售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马克锐来中国后，也贯彻这样的政策，提出一个叫‘销售为王(sellinglead)’的口号，从利润为主变成销量为主，销售指标每年不断增加，以弥补美国、欧洲市场的大幅下降。”

同为犯罪嫌疑人的人力资源部招聘总监郭建华感受更为明显：2008年基本维持在900至1000人的销售队伍，2009年突然开始加速“扩军”，每年招入数百到上千人不等，至今为止，销售人员总数已达5500人。

梁宏交代，在财务预算方面，医药代表每月有3000至5000元可以用在医生身上。“当然这是不够的，还可以申请更多费用，总的不超过药价一定比例。例如，肝炎业务部的比例是5%到8%。”

为了挖掘销售潜力，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还设定了上不封顶的超额销售奖金，以及“精英俱乐部”政策，俱乐部成员每年涨两次工资，可以得到更多奖金和出国旅游;反之，如果完不成销售指标，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

马克锐在中国的“销售奇迹”得到了葛兰素史克总部的高度认可：2010年2月，马克锐升任GSK中国/香港区副总裁兼中国处方药部总经理;2012年10月，升任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董事会董事;2012年11月，接任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

用行贿掩盖行贿编织“合法”“合规”外衣

一些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员工证实，公司一方面制定有各种规章，经常组织员工学习;另一方面则是教他们如何使不合规的行为看起来“合规”。“医生讲课用的课件，市场部、医学部已经准备好了，一般有5至6套，我们在报销单上写某医生用了某课件，可以做到一个月不重样，看起来不会太假。”前述的涉案医药代表王某说。

王某供述，用发票报销“讲课费”时，虽然公司有过培训，还是担心做得不够真。“财务部、审计部有时候会打电话来，指出哪里不合规，教我们怎么改，改好了再寄回去。”“包括马克锐本人，许多高管、中层都知道医药代表向医生行贿的做法。但自身还是会受到限制，不超过(药价的)10%，而且通过很多手段才能把钱套出来。”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多元化产品部负责人兰省科供述，为了扩大贿赂销售规模，公司推出了“第三方管理模式”。“实际上就是包销。比如销售复达欣时，我们支付推广服务费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再把费用给医生，还是变相的行贿。”兰省科说，“这种合作不仅可以规避风险，还能大大增加给医生钱的幅度。”

此外，2010年以来，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先后实施“长城计划”和“龙腾计划”，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产同类药品。实施“长城计划”后，不少医院没有采购贺普丁国内同类药品。

虽然从上到下极力掩饰，但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商业贿赂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地工商部门的注意。

赵虹燕交代，为了销毁证据，公司开展了“清洁桌面”行动，指导销毁电脑里和桌面的文件。公司还成立了以梁宏等人为首的三人小组，负责危机公关。

“公关”的结果让管理层“感到满意”。2012年2月至11月，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连续两次立案调查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商业贿赂问题，梁宏等人通过中间人找到了办案人员，以财物打通关系，换来对涉嫌商业贿赂不调查、不处理，改成不正当竞争，罚款30万元。

巨额贿金转嫁中国患者和财政同受其害

身陷囹圄多日，一些涉案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他们坦承，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无论是对中国的广大患者、政府还是国内药企，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一是给中国患者、中国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赵虹燕供述，公司的这些商业贿赂是需要成本的，药品价格虚高，天价费用最终转嫁给中国患者及财政，他们所承受的经济负担成为GSK的巨额利润。二是给中国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医生是专业人员，医学知识应该告诉他，用什么样的药治什么样的病。但外资药企的药品几乎都是高价药。医生为了拿回扣，倾向于开高价的进口药;在医保目录以内的药，医生也倾向于超量使用。这不是一件好事。”张国维供述。三是严重腐蚀了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四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五是阻碍了中国医疗事业改革发展。

此前，GSK曾对中国公开致歉。有关人士指出，一声道歉远远不够，如果没有让违法经营者付出沉重代价，实现违法所罚大过违法所得，等于是对腐败的变相激励。

有关人士建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也需反思如何祛除当前医药流通体制的沉疴，引导药企更加注重研发环节，用创新来提高核心竞争力，让中国患者以合理的费用得到有效治疗。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应进一步加强，中国老百姓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都应该享受到跨国公司提供的一流产品与服务。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