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的“嫣然”烦恼

2013年12月18日，一向以口罩加墨镜形象示人的“天涯社区年度爆料人”周筱赟，在网络上向李亚鹏“开炮”，称李亚鹏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市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书院中国”)涉嫌多项违规，指责其同时担任基金会和某企业法人，借公益敛财。这只是一个开始。很快，周筱赟将矛头直指李亚鹏与前妻王菲共同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下称“嫣然基金”)，认为它已沦为李亚鹏牟取私利的工具。4月4日，舆论风暴中的李亚鹏在英国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称，第三方机构对嫣然基金和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下称“嫣然医院”)进行审计已经结束，不过，完整的调查报告尚未完成。无论调查结果如何，在现代慈善尝试缺乏的中国，在慈善法规缺失的当下，再加上“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官办慈善信任危机，作为独特模式存在的嫣然基金以及李亚鹏本人，恐怕仍有很艰难的慈善之路要走。

记者_许智博 北京报道 专题摄影_刘浚

星光熠熠的圈子化募捐

2006年11月21日嫣然基金成立。在这之前，在中国大陆慈善领域里，还没有专门由明星发起成立的基金会。

这一年的12月，天后王菲和同为明星的丈夫李亚鹏，以慈善晚宴的方式，开始了嫣然基金的第一次亮相。圈内好友刘嘉玲、赵薇等明星大力捧场，为嫣然获得极高的媒体曝光度外，也几乎“贡献”了这一年所有的捐款——9570367元。

从那时起，这个由顶级天后夫妇倡议的基金，强烈带上了明星的光环，其特有的“明星圈子式募捐”模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为寻找捐款人情况，记者通过红基会官网“公益项目”链接，顺利找到嫣然基金的主页，在左侧的“功能区”里，记录着嫣然基金捐赠人名单(从2006年开始统计到2013年11月30日)，而截至2013年10月，被救助的患者共计9347人。

同样在红基会的官方网站，与“公益项目”在同一行的“信息披露”链接下，可以找到嫣然基金从2009年起的单独审计报告。记者核对后发现，周筱赟在其微博置顶的、可以供人下载的关于嫣然基金的“核心财务数据”，即为从上述两处下载的捐赠人名单(到2012年12月)和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嫣然基金所做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而周曾对媒体称，这些材料“你把红十字基金会翻遍了都找不到的，这是隐藏在子目录的子目录下面”。

如果对嫣然基金的捐款人名单和捐款数额进行简单的统计，很容易发现，虽然捐赠名单将近2万人，但其中，200余人(含以企业名义)的捐款占据了捐款总额的将近九成。这些人的身份大多为明星、企业家、股东、定点合作医疗机构以及少数有宗教背景的人士，圈子化色彩明显。

这些大额捐赠人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金主”，比如一直以大手笔为各种慈善事业捐钱的环球国际(香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峰雷。2009年12月23日，钱一天内为嫣然基金捐赠三笔善款共计360万元;2012年5月27日，钱峰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上，以2000万元拍得全场最后一件拍品玉观音，被当时在台上的李亚鹏打趣称其为“钱多多”。次日，钱的认捐款项到账，三笔共计2100万元。而这次晚宴最终以5460万元善款创造了嫣然基金历次慈善募捐的收入纪录。

但是，通过几次慈善晚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过的捐助数额、认捐人士的形象描述和捐赠名单对比，记者发现像钱峰雷这样将捐款以自己实名入账的人士并不算主流，大多数明星和企业家都会以企业等其他名义入账，比如2007年上海晚宴时的“标王”为一对出资510万元拍下刘开渠作品《童趣》的“王姓夫妇”，但捐赠名单中显示，几天后款项最终以一家上海本地企业的名字入账。此外，某些明星也会以自己的孩子名字或名下关联的企业入账。

2012年5月27日的慈善晚宴，是嫣然基金为筹建嫣然医院举办的一次“定向募捐”活动，在场明星与嘉宾共计认捐了17间病房以及两间手术室。一位参加过2012年晚宴的人士回忆，捐助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拍卖，或者认捐病房，病房10万，“当时捐了两个病房，一个10万，我当场刷了卡。”

在医院建成后，嫣然基金曾邀请过这些捐款人参观医院的病房，并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病房门牌之上。记者在在嫣然医院病房区看到，陈建斌夫妇、邓超儿子的名字、李亚鹏中戏时的同学、长江商学院同期同学等一批娱乐圈和商业圈人士的名头，确实都在病房的门牌之上。

在2013年5月香港举办的嫣然慈善晚会上，赵薇、那英、邓超、关之琳等诸多明星再次为当时尚未离婚的李亚鹏、王菲“助阵”，钱峰雷也再次以3000万港币的价格拍下曾梵志的名画。那英当时面对热闹的捐赠场面，大声喊道：“香港同胞，我知道你们很有钱，只要你们捐钱，要我唱多少都可以，随便点!”

不过这次慈善晚宴的收入并不会进入嫣然基金在红基会的账号里，而是进入嫣然基金在香港的分支机构，这个嫣然基金意图打通海外的“筹款平台”。香港媒体评论称，运行一个慈善基金，通过慈善晚宴这种“大人物筹资”方式并不是长久之道，选择香港开辟常态筹款渠道、持续有效的筹资，才是一个基金赖以生存的基础。

背靠红基会的得与失

李亚鹏选择将嫣然基金挂靠在红基会下。作为红基会的专项基金，除了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之外，也不具备自己的银行账号，只能使用红基会指定的账号。

嫣然基金和红基会的审计单位始终为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到2011年，由中维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而2012年，改为更有声望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记者对红基会提供的嫣然基金历年的审计报告进行对比，在2006年至2011年的收支统计上几乎完全一致。

根据这六年嫣然基金的善款收入统计，不难发现，除去2006年，在举办慈善晚宴的2007、2009、2012三年，嫣然基金的收入都超过了2000万，晚宴的劝募能量之巨可见一斑。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2013年在香港第五次的嫣然慈善晚宴收入显然也应该是一笔超过4000万元的“巨款”。

在支出方面，嫣然基金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资助资金、宣传筹资费用、项目管理成本。

记者发现，由于审计报告统一按照红基会的管理定式发布，2010年到2012年，嫣然基金“定向”拨付给嫣然医院的900万元、700万元、4173.5万元的资金，均被统计进了资助资金内，并没有单独的会计科目。但在红基会2010年到2012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和工作报告的《财务报表附注》里，前两笔款项的支付对象为嫣然医院的筹备主体“中恒健医疗有限公司”，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对象就是嫣然医院——三笔款项共计5773万余元，与红基会在今年元月声明中“两次晚宴”募得“定向用于嫣然医院建设资金5322万元”的说法有些出入。这或许与2009年12月下旬慈善晚宴捐款最终陆续落实的时间相关。

不过这三笔定向款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周筱赟对嫣然基金“平均单笔手术费用高达9.9万元”的质疑。根据红基会的数据，用于9442个患儿的救助款共计4153万元，平均每例手术成本不到4400元，甚至略低于同类救助机构5000元的平均救助成本。

按照民政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李亚鹏称，红基会与他约定双方可以“各拿5%”。

截至2012年底，红基会从嫣然基金累计“征收”546万余元，恰好约占嫣然基金同期总支出11492万元的4.8%左右。有人质疑这一项为“利益输送”。但李亚鹏解释为，红基会并非“白白抽成”，除了慈善账号管理，其遍布全国乡镇一级的网络，为嫣然基金寻找、救助唇腭裂患儿提供了很大帮助，不可能不产生成本。

不过审计报告里没有行政支出成本科目，意味着李亚鹏没有提取他可以提取的“5%”，而是在自掏腰包维持嫣然基金的团队运转。嫣然基金的团队工作人员常年稳定在20至25人左右。一位熟悉慈善圈的人士称，2010年前，李亚鹏一般通过自己名下的春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嫣然基金的行政支出，2010年后改为自己直接支付，金额在100万到160万不等。如今，嫣然基金与李亚鹏的“中书系”企业一起在798艺术区南侧、寸土寸金的北京恒通商务园办公。在采访中，李亚鹏对记者称，去年他就为嫣然团队支付了280万的行政经费。

近年来，中国红基会等官办慈善的名声因为郭美美等一系列事件可谓跌到谷底，2010年李连杰的壹基金从红基会“独立”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更高的效率和透明度。

彼时曾有人问李亚鹏嫣然基金是否也有类似的计划，身为红基会理事、嫣然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在回答时显示出了其与红基会维系关系的艺术。他称，虽然嫣然基金可能在工作节奏方面比较拖拉和缓慢，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设置有它自己的存在价值，我认为这种束缚和约束让我们更安全和稳健。”

作为医疗救助型基金，嫣然基金功能相对简单，没有壹基金那样对决策权的强烈诉求，与红基会倒是“相安无事”，但面对中国慈善领域中诸多的空白地带，官方慈善的“透明度”问题还是把嫣然带进了是非。

“为什么一方面慈善公益组织在向透明化努力，一方面社会质疑又持续不断?其间就是国家对慈善公益组织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得不够详细，不能完全指导慈善公益组织实际操作。”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说。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