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过远比常人更甚的努力,郭振玺完成了从农村娃到“公家人”,到中国第一媒体的收入主导者的进化。然而,这样一个认准目标、咬定不放松、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目标的奋斗故事,是如何走向负面结局的?
山东济宁市汶上县,古称中都,地处鲁西南。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初次“从政”,就是担任这里的“中都宰”,留下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千古佳话。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这里世代流传。
出生于1986年的汶上县康驿镇寨子村村民王低(化名)至今都记得上学期间,家人总是用郭振玺的成功来鼓励自己:努力学习,未来做个有权力的人。
早于王低21年出生在这里的郭振玺,是这个村子的“传奇”。在老一辈的村民记忆里,郭振玺个子矮小,透着聪明劲,有自己的主见,学习上从不用父母规劝,16岁就以汶上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进了山东最好的大学——山东大学。
让村民艳羡的是,在家排行老三的郭振玺,除了自己在北京安家外,还将本是农民的弟弟和姐姐两家人安顿在了北京,只是姐姐因为受不了雾霾,如今又带着老母回到了济宁市定居。之前一直在康驿做乡村教师的哥哥,也在郭发迹后转移至临沂经商了。村民称,甚至连他的远房亲戚都有不少因为他的缘故而离开了村子。
和大多数地方的中国邻居一样,这里的村民们喜欢评论邻里的事儿,不论好事还是坏事。最近的两周,康驿镇各个村子的头条新闻莫过于:“郭振玺出事了,被抓了。”这让他们也有些始料未及:权力,说没有了就没有了,还要把自己也搭进去。
一切的荣耀,均是郭振玺早就认准、咬定不放松的奋斗结果。也包括这突如其来的崩塌。
从农村娃到“公家人”直到目前,寨子村在山东农村也属于贫困的级别,这里90%都是平房,最高楼房也是三层小土楼。1965年出生的郭振玺,童年与动荡的文革重合,在他的记忆里,“农村当时不是吃三顿饭,是两顿饭,有时没有饭吃。”
但好在上中学时就赶上了改革开放,保证了他受教育的连续性。书本里展示的远方的世界,让郭振玺深深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2004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郭振玺回忆道:“我父母也没有什么文化,从我上中学开始,做什么、怎么做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做主。……没有饭吃也要学习,因为我知道只有学习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至少成了‘城市人’、 ‘公家人’啊!”20多年后,在被问起上大学是否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郭振玺这么回答。但实际上,1985年,郭振玺刚刚大学毕业时,就发现,成为“城市人”、“公家人”并不是那么水到渠成。
一位了解郭振玺的同乡告诉腾讯财经,临近毕业时,郭振玺曾试图通过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远房亲戚,在政府谋个好差事。意外的是,对方给了他一个闭门羹。
上述人士称,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小。时值对越自卫战轮战末期,包括济南军区在内的七大军区先后参加对老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地区的坚守防御战。进入政府失败后,同样有着良好保障的部队成为了郭振玺新的选择。1985年,郭自愿加入济南军区陆军的集训,并且主动要求要去前线。
郭振玺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了新闻人物。当时很多报纸都刊登了一名大学生毕业生自愿入伍、且要去前线的消息,甚至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让郭振玺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1985年6月28日,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栏目,第一条是李先念会见阿拉法特,第二条是我的新闻,采访作为大学生的我为什么志愿入伍。那时不仅志愿入伍,而且指明要去参战部队。”
来到部队后,因为大学学历,郭振玺担任了副连职排长,在基层摸爬滚打。然而,据上述同乡称,郭最终去了前线,但未有立功表现。而在郭振玺的自述中,部队 “外界接触少,心理上孤单”,这一点让其精神上有所接受不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爱热闹的人。
部队不是长久之地。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郭振玺决定要考研究生。经常在晚上点着蜡烛、打着手电看书,冬天晚上不生炉子,趴在床上学习,一来怕点炉子麻烦,二来就是怕屋子暖,战友们要来串门打扰自己。
最终,当时从地方大学进入部队的一批人中,只有郭振玺一人考上了研究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郭振玺告别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数理化,选择了一个更外向、更适合当时市场化大潮初起的中国现实的专业——企业管理。
这是郭振玺喜欢的专业,据其自述,选择兰州大学考研,完全是因为兰大招生的专业“对了自己的胃口”。不过,实际上他考上的专业是行政管理,只是因为那年兰州大学首开行政管理专业,而暂时借用了企业管理的牌子。
包括当时兰大校长胡之德等,都被时任管理系主任熊先树拉来带行政管理的研究生。幸运的是,郭振玺师从了校长胡之德,还联合署名刊发了《简论廉政建设的环境制约》、《机关建设刍议》等多篇论文。
据熊先树后来对媒体介绍,按照当时学校办学理念,郭振玺这批研究生是为位于北京的国务院政府部门培养的对口人才。郭在毕业时,被分配去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任职。熊后来回忆称,郭振玺这届行政管理研究生,大多在北京都发展得不错。
终于,经历了高考、大学、找工作被拒、入伍、考研、读研等一系列过程之后,郭振玺可以真正地成为“城市人”、“公家人”了。在奋斗已久的成果到来之时,他反倒有点紧张起来——郭振玺曾经对媒体讲述过自己刚到北京的故事:到北京之后,胆子很小,下了火车,和同往的同学坐公共汽车,一毛钱一张票,给了一块钱,售票员没有找钱,自己也不敢要。“到了首都,手都哆嗦。”
无论如何,依靠坚定的决心,咬定不放松的努力,他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舞台上。
央视黄金年代很快,郭振玺就不用哆嗦了。
刚进广电部时,郭振玺就担任了时任副部长聂大江的秘书。值得一提的是,聂曾经在兰州大学任党委书记,也是郭振玺导师胡之德的老朋友;此外,聂大江还是郭振玺山东济宁的老乡。
在聂大江上调中宣部之后,郭振玺又在广电部干了一年多,在那里,郭振玺自陈学到了宏观的视野,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1992年,邓小平南巡掀起了又一轮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后来被称之为“92派”的诸多知名企业家都在那个时候走出体制,转而“下海”,这让在研究生时期就“开过公司”的郭振玺也蠢蠢欲动。
郭振玺打听到,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经济信息联播》。“我是经济学硕士,学企业管理的,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想去。”在那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贵人”:时任央视经济部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台长的赵化勇。
多位央视内部人士告诉腾讯财经,郭振玺在央视的升迁,均得益于先后升任央视副台长、台长的赵化勇的一路提拔。在央视内部,郭振玺被视为以李东生、赵化勇等为首的“复旦帮”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赵化勇的领导下,郭振玺如鱼得水,记者、编辑,后来做了制片人,1997年创办了《商务电视》。1998年5月,又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从内容走上了经营岗位,担任了央视广告部副主任,三年后被赵化勇扶正。
2001年,随着娱乐化的推进,湖南台等地方卫视对央视地位形成了强势挑战。当时,湖南卫视收入规模已经达到10个亿,央视的广告收入却连续4个月下降。不过,这对于郭振玺来说,有压力和挑战,意味着有未来。
“拥有航天员的身材,同样也拥有航天员的志向与胸怀”,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这样打趣身材不高的郭振玺。另一句与此类似意思的、常被郭振玺用来自诩的话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这是央视2003年为自己的广告平台定的宣传口号,这句话曾经鼓励无数企业,豪掷千金抢夺央视广告资源。而在此之前,不同于他的前辈,郭振玺选择放低身段,主动地去和地方企业家沟通交流,争取他们的广告投放,并维护好与广告圈的关系。
“个子小,但是北方人。语速非常快,声音洪亮。”一位广告圈的资深从业人士,依旧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郭振玺的场景。那是郭振玺经常参加的广告人、媒体人的私人聚会场合。这名人士说,郭振玺总能成为现场的焦点。
彼时,他正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拉广告的思路——关键是客户要不要与央视合作,只要有合作的意愿决心, “一切合作方式都可以谈,任何广告形式都可以想。”
支撑他在央视领导层站稳脚跟的,莫过于建立在此思路基础上的“晋江模式”。多位广告界人士对腾讯财经称,郭振玺最初的成功,就在于成功向福建晋江兜售了自己的观点:品牌传播在竞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作为央视广告部的掌舵人,他将央视史上第一个行业推荐会放在了福建召开,还定期走访晋江一年四五次以上,以与当地老板圈混熟。郭的好友、广告策划人叶茂中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若是有两三千万,不在央视打广告就很吃亏。”叶茂中操刀的雅克等品牌的成功案例,让这种观点深入晋江老板之心。
在郭振玺和叶茂中等人的推动下, “利郎”、“安踏”、“柒牌”、“七匹狼”等晋江军团均在央视投入重金,帮助搭建了郭振玺职业发展的基础。在这期间,央视的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从2002年的33个亿,到2003年的44个亿,再到2004年的52个亿,实现了快速增长。
有了这些晋江“财神”护佑,郭振玺后来的晋升就顺利多了。2004年,他成为了央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兼任广告部主任。直到2010年央视改革前,他一直主管广告业务,在此期间,央视广告收入连年增长,2010年的数字几乎达到了他刚刚主管广告部2002年的3倍,增长了110亿元。
欲望的膨胀与崩塌顺风顺水的发展,给予了郭振玺更大的权力,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他的欲望。
2004年,郭振玺在担任广告部主任的同时,开始兼任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2005年又升任主任,直到2010年。这一中心除了管辖着央视广告部外,还负责央视经济频道的内容制作。相当于郭能够“左手新闻制作,右手兜售广告”——这在中国的传媒业都是极为罕见的人事安排,极易产生寻租。
能够得到这个位子,和他的长袖善舞不无关系。多名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士均对腾讯财经称,郭振玺非常“懂政治”,擅于与台里领导甚至更高层搞好关系。这与他在广电部担任领导秘书,以及军队的经历不无关系。
一个案例是,据知情人士对腾讯财经透露,几年前,郭振玺得知了频道某个记者,是某中央领导的弟媳妇,很快便让其晋升为栏目制片人。但这位领导随后因为某种原因退居幕二线后,这个制片人又很快被调离了该岗位。
这是郭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放弃,不得而知。上海劲释咨询智业集团董事长倪旭康说,电视台广告主任的岗位都是“肥缺”,不少电视台的广告部主任宁愿守着主任头衔,也不愿意提升至实际没有太多经济实权的副台长。
一个让郭振玺愿意放弃广告部的可能原因是,此时的央视财经频道,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两大平台: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与“3.15晚会”,这一让中国企业界最渴望、最害怕的“胡萝卜加大棒”组合。
知情人士向腾讯财经透露了这一转折时点的一个细节。2010年前,年度经济人物的候选名单,在评委会推选的过程中,郭振玺通常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在名单出来之后,会自主再加入两三个人到名单中。但2010年不再主管广告部之后,郭就不再仅是增加人选,而是在评委会推选阶段就开始干涉,塞进更多的人选。
2011年,评委会成员之一,赛富基金合伙人阎焱就曾在微博吐槽过。当时,他转发了一条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成为候选人的新闻,并称:“我是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委,但我今年没有投票而且以后也不会了,因为我觉得再投票我自己就成为笑话了!”。
在郭振玺出事后,网上流传的帖子列举了一系列候选年度经济人物的“黑马”,其中包括蒙草抗旱的董事长王昭明,以及诸多郭振玺老家山东的企业家,包括山东高速集团公司董事长孙亮、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山东重工、潍柴动力的谭旭光、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等。腾讯财经未能取得上述企业家对此的回应。
对于公关公司来说,A方案才是最重要的。用公关圈的话来说,若是客户出现在A方案中的话,意味着企业“还有公关的机会”。一旦进入替补A方案的B方案,甚至更晚的方案,难度就大大加大。
为此,B方案是相对保密的。A方案则相反,在晚会前,会由央视传至相关公关公司,后者再去找相关企业,与央视相关栏目负责人一起来商讨解决方案。上述人士称,A方案的企业大多为大品牌金主。
多位公关界和汽车界人士称,早在2012年时,大众汽车因为DSG的问题曾被列入了A方案,其公关公司在拿到A方案后,迅速采取应对方案,避免了被曝光。未曾料到的是,2013年,公关公司再次拿到A方案的名单,发现大众DSG依然在列。随后,企业第二次与央视的沟通效果不佳,最终被播出。
不过,知情人士称,在当时的播出的片子中,央视相应也做了保留,曝光范围比原计划有所缩小。这也给了大众汽车分批次化解影响的机会,“3.15”晚会之后,大众立即召回了近39万辆车;当年11月份,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64万辆)的召回,这一召回虽然规模更大,但造成的声誉影响远逊于第一次召回。
大众汽车相关人士对腾讯财经否认了这一说法,称2013年被曝光前并未提前有预兆。
网上的帖子还称,通过家人及亲信设立的一些公司,“3.15”晚会企业公关费用,除了正常流向央视广告部门外,也部分流向郭振玺个人。腾讯财经未能证实这一传言。不过,6月1日,检察机关公布的带走郭振玺的理由,正是涉嫌受贿犯罪。
另外一个例子,也可显示郭振玺个人对企业的强势。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包厢票每张价值近十万元,郭振玺向国内某身为奥运TOP合作伙伴的IT企业,索要了300张用以送礼。该企业的前员工对腾讯财经称,彼时,该企业“敢怒不敢言”。
正如郭振玺自己的语录那样,“你就算是焦裕禄,是雷锋,放在这个位子上,也会有一些非议的。” 在央视的20多年里,经济部,广告部,财经频道,郭振玺的工作,总是和“钱”相关,并从1998年前便成为能够左右中国第一媒体收入走向的关键人物,也便总是“身处是非之地”。
在缺乏监督的前提下,权力、欲望交织着膨胀,直至崩塌。
“身处是非之地”的郭振玺最终被调查了。知情人士对腾讯财经称,郭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得到自己可能被调查的信息,因此已经着手进行一些割断,例如,他的女儿从投资的一家杂志社退出。
而去年年底,被视为央视“复旦帮”的李东生在公安部副部长一职被调查时,就曾有过郭振玺配合调查的传言。但郭的被查,是否的确源于李东生案,目前仍不清晰。
自此,一个认准目标、咬定不放松、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目标的奋斗故事,走向了负面的结局。
在郭的老家,村民们对他曾经的荣耀与如今的遭遇唏嘘不已。他们不知道的是,多年前,郭振玺也曾对自己“变化太慢”的老家唏嘘不已,他对媒体说:“小时候的玩伴儿还在那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能够跳出那个圈子看问题,或者想跳出来的时候,又担心失去既有的东西。”
郭振玺很小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跳出那个圈子。不仅比他的村民,与故乡几千年前“父母官”孔子相比,郭振玺都是勇敢的。孔子在51岁那年,才出任中都宰,打定主意首次从议政走向了参政,但最终,又不得不终止从政生涯,回归游历与教学。
“五十而知天命”,说这句话的孔子,在51岁那年未能预料到自己从政的结局。2014年,还差一年50岁的郭振玺,也便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奋斗”之旅。
(腾讯财经 罗飞、刘中盛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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