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警察写书论责任观

 责任，是一个平常的词，身在职场的人，谁不曾念叨几句呢。正因其平常，所以也很少有人去深入地思考“责任”这个词的内涵，更少人会把它当成一把理解世界、社会的钥匙，并归纳演绎成一种思想体系，尽管不甚完备。但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许多现实问题确乎能有一个清晰的解答。

而且，还有个令人称奇之处，这些个思考，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学者完成的，而是来自一个警察。小孩子都会晓得，警察是抓坏人的，但这个警察，工作之余却笔耕不辍，多年来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等等发表过许多文章，并曾出过散文随笔集子，像这样偏理论的著述，于他也是第一次，而第一次，思考的就是这样的大问题。

他叫王景平，现在是山西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的政委、山西财经大学法律硕士的校外导师，同时也是本报的老作者。但编辑们常见到的他的作品，大多是散文杂感，也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写出《责任——中美责任感之比较》这样一本书来。据王景平讲，写这本书，缘于一次节假日，为回去探望老父亲还是坚守工作岗位的心理纠结引起的，“从实际的工作和亲情的矛盾与化解中，生发出对责任问题的深深思考”，“并由此引申到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责任理论”。在王景平看来，责任问题，是每个国家、政党、阶级、单位、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的问题。现实中不管哪儿有了问题，固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分析，但最直接的，是当事方、当事人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还有一种失责，就是负责的人怕出问题担责，宁肯什么也不干，想要无做无错，这情况很隐蔽，大家一般也看不出来，所以危害尤其大，影响尤其坏。

这些个看法，普通人都会想得到，只是王景平身处一线工作岗位多年感受特别深切而已。珍贵的是，这些个看法，都仅仅是王景平思考的起点。王景平从这儿生发开去，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将责任这个概念做了一番切切实实的梳理。在王景平看来，责任有小责任，也有大责任，小责任围绕“小我”，即“对我人生的生存发展、自己家庭的和睦稳定，以及对亲朋好友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大责任，相对应小我的责任，是“组织、单位、团体、政党、社会、国家、人类社会的责任”。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某个团体应当承担的责任，相较起国家承担的责任，又是小责任了。总而言之，王景平认为，小责任的特点是“根基性的又极易走火入魔”，而大责任的特点是“目的性强又极易推三阻四”。大概意思是，小责任是大责任的基础，但我们非常容易陷在小责任中不能自拔，大责任有明确的目标，但因其大，也为个人推卸责任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如果说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那么一定其间的人能非常好地协调、平衡好大小责任的关系。

只是，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人类社会远远称不上完美，矛盾不断，冲突连年，尤其是在思想意识上，更是有着难以弭平的鸿沟。王景平说，“责任观、价值观上的差异也是中西方文化之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激烈斗争的原因之一”。具体来说，“西方过于强调私，东方过于强调公”，在他看来，“有时不妨中庸一些”。

王景平在书中用了许多事例佐证他的观点。大略而言，中国人“家国天下”的意识浓厚，明末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人责任观的最好注解。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似乎理应为自己从事的事业献出一切，泯灭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健康、生命都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值得所有人仿效。而弊端在于，人人为宏观目标负责的时候，反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来负责;在西方，注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野，认为个人权利的声张是团体、政党、社会、国家权利实现的基础;而弊端在于，人人关注“小我”，个人以私利为先，即便在这种责任观支配下的国家，也罔顾世界、人类的更高利益。

这两种责任观的形成，都有其深刻历史、文化原因，也无法说孰优孰劣，关键是如何能够扬长避短，而厘清“长”、“短”总该是第一步。王景平说，“革命和改革的实质是责任制度的变化”。我们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身处历史的大变局中，要连这一点都厘不清，缠杂在旁枝末节，祖先好的吸收不了，西方好的借鉴不来，那就是对国家、对未来大大的失责。如前所述，王景平的这些思考，希望也能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社会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