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扶植发展新兴产业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文表示，该委将会同相关部门，重点围绕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善产业宏观发展环境，抓紧在云计算、物联网、生物、电子商务等关键领域研究出台一批重大产业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初创阶段往往又很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扩展，因此世界各国有为政府无不将支持引导新兴产业列为自身重要职责。

但是政府作用在扶植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又是极其微妙的，如何拿捏度的问题往往导致最后结果判若云泥。这方面最为人熟知的成功案例如美国“阿波罗”计划，该计划催生出4000多项高科技专利与技术转为民用，引导出一大批包括微波雷达、无线电制导、合成材料、计算机、无线通信等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群体。而反观那些先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也都一度通过政府动员建立起一些“先进”的产业，但这些产业最后的绩效都很不理想，甚至拖累国家发展致泥足深陷。

身为赶超经济体，后发国家发展本国的新兴产业目标相对容易确定，因为后发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后发国家可以参照那些与本国要素禀赋近似的先发国家现有的产业，推动自身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但为什么最后真正能够通过政府选择性地扶植发展新兴产业，进而跃进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却又如此之少?

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后发国家往往囿于主客观条件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甚至有可能，在市场本身就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急于突破市场对新兴产业发展形成的制约，过犹不及地直接调用资源介入到市场运行机制中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扭曲、竞争失当。

同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这方面深有体悟。工信部《2013年工业经济运行报告》坦陈，当前我国“产能过剩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扩展”。如今回看那些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新兴产业“明星”企业，譬如尚德、赛维，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训是，这些企业竟然在市场自生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很短时期内负债累积达到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元，这种状况在中国这个本就实行利率管制，因此债务约束相当宽松的国家，所造成的信号紊乱可想而知。

所幸这次发改委拟出台的产业政策终于回归到加快完善产业宏观发展环境。我们认为，越是在中国当下亟须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身负“守夜人”职责的各级政府越是要厘清自己应当与不应当、可以与不可以的行为边界，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扶植发展新兴产业。

毕竟，任何产业，到最后终须经历市场的考验。葛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