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冀中村庄的“打洋工”之路

 出国务工是吕家庄人在极端贫困状态下闯出的一条生路并不是每次出国都能抱回金娃娃，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衣锦还乡钱都是从牙缝里省下的。身处国外的务工者，鲜有“潇洒”

“海归”遍地走，洋房抬头见。定州市吕家庄村，享有“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的美誉，带动了十里八乡“打洋工”的热情。

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境内外务工收入差距缩小，吕家庄人正面临转型的压力。然而，面对人多地少、技能相对单一的现实，空难等意外因素仍难浇灭人们出国务工的热情。

本报记者 王小波 胡印斌

一个家庭的三代“洋工”

用不了多久，离家近两年的丈夫就要踏上归程。掰着手指数着日子，37岁的少妇高红(化名)脸上泛起阵阵红晕。此刻，她的丈夫李柱峰远在万里之遥的安哥拉。村民们估算，定州市吕家庄村有数十人正在非洲务工，他们散落在非洲的各个角落。“放心，我这里没事，等护照一发下来，我们就回去。”李柱峰在QQ里说，工程已经完工，归期还没敲定。定州和安哥拉隔着7个时区，夫妇俩每天通过网络即时工具聊天。

北京时间晚上19时，正是李柱峰午休时间，他抱着从国内带去的笔记本电脑和妻儿聊天，这已成了这个家庭每天的必修课。“怎么能不担心呢?”聊及丈夫，高红眼圈微红。那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家伙，在非洲二年，他四次患上登革热，每次高红都是事后才得到的消息。丈夫患病后高热的痛苦，高红也有切肤之痛，她几乎天天催着丈夫快些回来。“这次回来后，再不让他出去了。”高红咬了咬牙，摆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高红做出这个决定，恐怕不是第一次了。冥冥之中，这个村庄青壮年的命运，已经和出国务工赚外币捆绑在一起。

李柱峰的父亲是李振英，吕家庄的“大名人”。1987年，北京某建筑国企员工李振英带着一帮乡亲到苏丹干工程，2年后，这批人带着大量录像机、摩托车、彩电、冰箱、洗衣机回到村里，这一“衣锦还乡”的故事，成为吕家庄人叙述出国务工历史的源头。

成年的李柱峰，便循着父亲的脚步走出了国门。他在韩国打过3年“黑工”，新加坡、毛里求斯、蒙古等国均纪录过他的足迹。

此刻，李振英的大孙子——— 李柱峰的侄子正在新加坡务工，身怀六甲的孙媳妇孤伶伶坐在客厅里看连续剧。

谈及过去国外闯荡的经历，年近8旬的李振英同孩子一样，掩面走进卧室，呜呜饮泣起来。

“洋工”财富故事

红的、蓝的，色彩鲜亮的彩色屋顶，样式新颖的高墙大院，这是吕家庄这个冀中平原上的村落给人的直观印象。

每一幢气派的别墅式建筑，都是一段创业佳话。吕家庄人的主要创富路径是出国务工，这个远近闻名的出国务工专业村，几乎每家都有过“打洋工”的经历，并带动了十里八乡的人出国务工。今年 3月失联的马航MH370航班上，就有几位定州籍乘客，全部为男性外出务工人员。

出国务工是吕家庄人在极端贫困状态下闯出的一条生路。这个村人均耕地1.5亩，沙地居多，过去水旱频频，填饱肚子都困难。正因为如此，村里大部分人都有传统的建筑手艺，忙时田间，闲来务工。

自从有人闯出国门致富后，村中民居一天比一天气派，这些崛起的楼宇同神庙一般，引来人们膜拜和效仿。最初的机会有限，出国“打黑工”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一时。

“去韩国，一年能挣2万元，当时一个吃公家饭的一年才挣4000元。”郭兴杰是吕家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在那些年加入了“打黑工”行列。郭运气不佳，还没挣到钱就被遣送回来了。

有不少人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村民王庆章和郭平梁是幸运者。而今，他们仍活跃在出国务工第一线，一个身处新加坡，另一个远在刚果。

曾经有一段时间，各路保险推销员和商品推销员纷至沓来，“排着队”进入吕家庄，以期开发这一乍富起来的矿藏。及至今日，面对陌生人的询问，吕家庄人往往揣着小心，警惕问你“是推销啥的”?

后来，吕家庄村及附近冒出大大小小的出国中介，办理正规手续，出国务工权益更有保障。外人只看到了“海归”们归来后贴金的器物，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体味到其中艰辛——— 各种未知的风险、去国怀乡的孤独。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得更加紧密，为吕家庄人带来了更多出国务工的机会，各种风险也夹杂其中。并不是每一次出国都能抱回金娃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衣锦还乡”。

高红对李柱峰蒙古务工的经历记忆犹新，那年深秋，丈夫从蒙古回来，嚷着“冻坏了”，样子很狼狈，也没挣到钱。

其中不乏悲伤的故事。有村民长眠在异乡，去年，李兵军的长子在新加坡工地失足坠亡。

褪色的金字招牌

出国务工的金字招牌正在褪色。

吕家庄街道上，一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出国务工中介和机票代理，愈加艰难。“生意难做，中介越来越少。”曾经做过务工中介的老高介绍说，而今人们大多依靠亲朋介绍，或是与有过雇佣关系的建筑公司直接联系。

中介费用的多少与目标国的工资水准成正比。“比如，去意大利、法国、美国，中介费肯定高，去韩国、新加坡就低一些，万元左右，去非洲更低。”老高说。

在吕家庄街头，立着一块“去美国打工年入40万元”的广告。“看着很诱人，谁敢去呢?”一位多次出国务工的中年男子说，就怕承诺得很好，到时连十几万的中介费都赚不回来。

风险加大的背后，是出国务工性价比越来越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务工，大工每天的报酬是1.5元左右，而国际价格是这一数字的六七十倍。而今这一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另外，出国务工对工人的年龄和技术等级也有了较严格的限制。“在新加坡，每天工作8小时能挣200多块，一个月下来能挣6000多块。加班才能多挣钱，加班工资是正常工资的1.5倍，我最长一天干过15个小时。”吕家庄一位“海归”表示，目前在该国，中国务工农民的月收入在12000元左右，还要自己负担房租等开销。

吕家庄十字街某餐厅，务工人员李女士一边飞快捏着饺子，一边讲述着正在非洲几内亚打工的丈夫。那里丈夫每月的收入是6000多元，“格跟在国内差不了太多，如果在家门口附近能找到长期稳定的活儿，我不想让他出去。”李女士说。

钱几乎都是从牙缝里省下的。那些身处国外的务工者，鲜有人在务工地“潇洒”。除了购买必需的日常用品，他们甚至很少走出封闭的工地。为方便与家里人联系，每月五六百元的网络通讯费，可能是大部分人最大的一笔开销。

空难抢劫，都不害怕

处暑时节的吕家庄，空气中飘浮着一股粪臭味道。

对此，有人抱怨，有人寄予厚望。村支书郭兴杰说，近年来，村里一些出国务工的人纷纷开始在家门口创业，利用多年的积蓄发展养殖业，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郭兴杰在村北开办了一家养猪场，在他的厂址周边，盘踞着多家养殖厂。村南，也有大规模的厂房正在建设中。

转型并没有想象中的顺畅，市场的风险冲淡了许多人的梦想。“这两年，除了养羊和养牛的赚了，别的养殖项目都没赚到钱。”一位养鸡户说。“出国打工不容易，在家守着老婆孩子也不容易。”曾经的出国务工领路人李振英感慨。

他的儿媳妇高红盼着丈夫早日归国，也对未来忧心忡忡。“两个儿子，未来娶媳妇是多大的压力啊。我不希望孩子们以后也出国打工，想让他们好好读书。”她说。

有人从读书中窥到了希望。村民郭军强到了弄孙为乐的年纪，年轻时，他曾四处寻找出国务工的机会，也曾忍受异国他乡的漫漫长夜。而今，他25岁的女儿远在安哥拉，是中方建筑公司的一名翻译。“她的活很轻松，都是和公司领导一块儿出门，没什么危险性。虽然挣得和工人差不多，她还年轻啊。”说起女儿，郭军强眼神中自然流露出自豪来，让他欣慰的是，上过大学的女儿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人生轨迹与他这一代人截然不同。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郭军强的模式不可复制。“什么空难，什么抢劫，我们都不害怕。现在很多人说出国务工没意思，还是有一点优势嘛，至少工资不拖欠，一年安排一个月假期，中午有茶歇，劳动强度不像国内那么大。”已赴北京，准备去非洲的老高在电话中说。

吕家庄人仍然用心留意着各种无需中介费的出国务工机会，无论什么也挡不住被生存驱动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