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生意链：业内称有收废品的都开奥迪了(3)

分选线上金属只有1%

在“可回收垃圾”前往东小口的同时，环卫部门的垃圾运输车将其他垃圾带到分选转运站。

垃圾的运输价格不同：比如厨余垃圾，进入转运站的价格大约是每吨153元，如果分离充分，可直接进入处理终端用于堆肥，则只需要60元。

混合垃圾进入转运站每吨230元，如果分类理想，直接进入终端就是110元。

以上这笔费用，主要由输出垃圾的区县支付。

按照北京市的设计，垃圾分类等环保压力主要由区县一级承担。因此，虽然进入转运站前的厨余垃圾预处理难度极大，但大多数区县仍在不断尝试。

形势严峻的是东城、西城，没有设立大型分选转运站的空间，如果区内分类不理想，每年就会为垃圾处理付出更多。

全北京通过环卫部门流动的垃圾，终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市东南四环小武基桥西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废物分选转运站。

这个建立于1997年的工厂，现在每天要处理约2000吨生活垃圾，主要来自朝阳区东部和南部，以及老宣武区等区域。

站长杜建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车垃圾，进入转运站10分钟后，经过六道处理，变成焚烧料、做堆肥的有机料以及可回收的塑料、纸张等三部分。”

他说，不同来源地垃圾的成分区别较大，“社区与城乡结合部的区别非常明显。”前者多是厨余垃圾以及废纸等各类生活废品，后者则复杂得多，甚至包括石头、灰土砖瓦、树枝杈等东西。

无论何种来源，首先要人工分拣，挑出大石头、长枝条、木料等“障碍物”，然后开始自动分拣流程。

滚筒筛，在直径3米、长约10米的设备中旋转，使轻物质，如塑料、纸张、编织物等可焚烧物分离。

振动筛，通过物理振动，将剩余的垃圾分为有机料和无法回收处理的残渣。

在以上两个筛选过程中，同时进行磁选，将金属单独分出。

轻物质的后续处理较为复杂：负压风力分选设备再次将塑料、纸张进行分选，其结果可用作建筑材料的添加物，“但是这种分选的后续处理能力有限，转化技术有限，所以多数轻质垃圾最终还是焚烧处理。”杜建刚解释。

轻物质还会被近红外光电精选，也就是用光谱判断塑料的具体材质，仅废塑料就可以分为聚乙烯、聚丙烯等八类，“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回收利用的价值。”

一个与之有关的例子是爆竹垃圾的处理，爆竹皮和沙子可以被精确区分，前者被回收。

为实现“绿色奥运”承诺而引进的近红外光电精选系统在西方非常普遍，但目前国内应用较少。“生活垃圾在经过拾荒者、垃圾站等流程后，到我们这里，塑料瓶等留下来的非常少。”杜建刚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个从可回收物质里提取更具价值物质的过程。

垃圾中的含水量是处理难题。与最终对焚烧等处理环节的影响不同，它带给转运站的挑战主要是污水处理。

为了解决垃圾分选中产生的污水，转运站配备了一台日处理能力60吨的污水处理设备，“几乎是满负荷运行。”杜建刚说。

至于“中国特色”垃圾中的高比例厨余和高含水量，他认为至少在机械分选环节没有带来更多影响。显然，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与垃圾焚烧企业进一步讨论。

在分选之后，占比大约45%的焚烧物在打包封闭后，被运往高安屯或者鲁家山焚烧厂进行焚烧;另外45%的有机物被送到南宫堆肥场或者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最后10%左右的残渣，则被送往北神树垃圾填埋场。

杜建刚告诉本刊记者，在整个分选线上，价值高的东西不多，金属约占1%。

有些尴尬的“正规军”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市每年约产生废旧饮料瓶20万吨。他们的企业如果满负荷生产，可年处理5万吨。但现在因为原料不足，仅能实现约50%的生产能力。

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北京地区约有300余家没有资质的塑料瓶加工作坊，处理了绝大多数废旧饮料瓶。

“他们都用地下水处理瓶子，加入工业强碱清洗，废水不作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高兴说。

这样，“盈创再生”就有些尴尬。它在2008年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母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微博)公司的生产原料问题——意图收集足够多的废旧塑料瓶。

作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这家工厂用2亿元购买了全套进口设备，建设了全封闭处理系统以及水处理系统，但却无法与那些排水管直径超30厘米的“院子”竞争。

“作坊里没有处理水设备，缺少所有环保处理环节，成本比我们低很多。”高兴表示，与作坊相比，第一个不同是废水处理，第二个就是最终产品的纯净程度不同。

“盈创再生”的最终产品是再生聚酯切片，可以直接用来生产再生塑料瓶。

这种将食品级塑料瓶直接处理为食品级原料的过程，是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最高追求，以及回收物的最高级别用途，“原来是什么，后来还是什么”。

因为一旦处理后纯度“降级”，将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更大负担。

目前，国内饮料企业还没有能够接受这种再生料的，“盈创再生”的此类产品只销往可口可乐一家，但已供不应求。

高兴说，500毫升的塑料瓶送到他们这里时，价格已经上升到1角7分至1角8分。

为了解决废旧塑料瓶的来源，2011年“盈创再生”开发了饮料瓶回收机，并在地铁站、学校等公共场所投放了300余台。

“效果超出预期。”高兴说，每台回收机每年大约回收75万只塑料瓶，500毫升塑料瓶1角一个。

吸取之前北京曾经投放过回收机的经验，回馈方式不再是硬币，而是改成以支付宝支付，或者划入投放者的交通卡、手机账户中，另外一部分无偿投放的，则被转成慈善基金。

高兴说，他们2014年计划陆续投入1000台回收机，预估可以解决母公司10%的原料需求。

虽然常年遭遇“原料危机”，但是“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前景比我们开始想的要大”。高兴说。

“很多市民都习惯将废品卖给收破烂的。”高兴说，他们也在积极对接社区收废品者，“按照政府提供的数字，这个群体在北京有30万人，我们希望将来能将他们纳入我们的渠道，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层层加价的环节，改善北京的垃圾处理形势。”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本刊记者陈融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北京垃圾：因何多、如何少

在垃圾“产量”创5年新高的情况下，消化存量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多角色、多利益交叉的系统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1994年北京第一座垃圾卫生填埋场——阿苏卫填埋场建成运行，通常被视作这座城市现代垃圾处理的开端。20年之后，北京的城市垃圾处理终于走到国际惯例的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到资源再生、循环利用。

城市垃圾存量激增的势头已经延续多年。消化存量垃圾，已是北京“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数亿元的大型处理设施也陆续上马。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日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北京城市垃圾处理进行了回顾。

只有了解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城市垃圾处理，“还有很多路要走，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公众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的合力作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她说。

以下是张红樱向本刊记者的叙述。





 

责任编辑：乔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