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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中的砚台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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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方砚之中,不仅能品味和欣赏砚石细腻的纹理、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书画创意,还能从中一探传统文化的承载、积淀和缩影。

砚台,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陌生成了爷爷书架上的一块方石头。而在古代,砚台却可能救人于水火。话说在唐朝末年,端州一位姓梁的举人赴京应试。谁知,考试当天,京城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当时,考生们需要用墨条融水研磨成墨汁书写,天气寒冷,墨汁很快结成了冰,无法蘸用。这位梁举人用的家乡带来的端砚却很神奇,磨出的墨汁不结冰,他便可以继续使用。一会儿,天气更冷了,磨墨用的水滴结成了冰,梁举人恐慌之下对着砚台念出:“砚台啊砚台,人说你是文房四宝之一,如今你宝在何处?”谁知,砚台像是听懂了一样,中间浮出一层水汽。于是梁举人不停地向砚台呵气,呵气成墨,最终完成了考试。

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除了纸张之外,文房四宝中的砚台、毛笔及墨汁,几乎已经消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尽管在文房四宝中排序最末,砚,因为其质地坚固,却是其中最耐久的一个。笔,不耐久,老不中书;纸,置久则脆,难于使用;墨,陈久失胶,易于散碎。三宝,皆难久蓄。唯有砚,材质坚固,难于损坏,存留千古却亦如初。

回顾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砚台一直与之并生着。迄今为止,最早出土的砚为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石砚,专家鉴定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代时期制造,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

砚台其实是由研磨器演变而来,原始研磨器的性质功能与同期出现的食物研磨工具类似。它可以将带有颜色、大小不一的有色物研碎、研细,使其成为书写用的颜料。

砚通研,其最大作用是研墨。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书契约》中道:“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砚的解释则更为简要:“砚,石滑也。”

从砚诞生之日起,它的作用就是发墨。“百工者以致用为先”,一方砚,其最关键是实用。即使是爱石如痴的米芾,也在其《砚史》一著中道,器以用为功。“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

逐渐的,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书画艺术逐渐繁盛,而与之鸥水相依的砚台,也从一种工具演变成被文人墨客珍藏的艺术品。隋唐之后,砚的作用就超出了文具范畴。

砚·事

从古至今,砚台深受历代历朝文人雅士喜爱,被收藏家视为珍品。赏砚、赠砚、蓄砚、制砚的奇闻趣事,流传不衰,脍炙人口。

宋代的大书画家米芾,爱好广泛。除了诗书画以外,还非常喜好奇石。米芾对于石砚也是如痴如醉,喜爱至极。一次,米芾得到一块端石砚山,其形似波澜起伏的峰峦,甚是美观。米芾对此砚爱不释手,连着三天拥其入睡,还请来好友苏东坡为之作铭。

自宋元以来,砚又可按做派分为匠工作和文士作。顾名思义,匠工作指的是专于制作砚台的工人所制之砚,而文士作指的是墨客雅士出于兴趣自己做或设计的砚台。

匠人砚,出自手艺人之手,工艺上乘,雕琢细致,但可能稍逊创意,多会刻画吉祥图案或花鸟鱼虫。古时手工艺人多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因此,他们所制的砚上一般无铭款。

正所谓,武夫宝剑,文人宝砚。“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文士作的砚台为文人自己创意,因此图案和雕饰虽然也有,但诗词歌赋、铭文跋语占了很大空间。

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中记载了一则米芾得砚的趣事。一日,宋徽宗召米芾为其书法,米芾见皇帝桌上有一方名砚,便心心念之。一写完字,米芾就端上砚台跪在殿上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意思是,这方砚台已经被我用了,再让皇帝用就不够格了,因此请皇帝把砚台赐给我。皇帝当然看出了他的心思,便答应了。米芾获此至宝,又恐皇上反悔,急忙抱着砚台,连衣服都染黑了。宋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

砚不仅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匠人对于自己所做之砚也是珍之重之。

苏东坡藏有一方名砚,他很是喜欢,为其名为“凤昧砚”。这是一方佳砚,被形容为“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苏东坡还作诗铭曰:“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砚美无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凤味,坐令龙尾羞牛后。”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这让龙尾珍品都成了俗品。想来苏东坡本来只是戏言,可是,砚对于手艺人而言如文字对自己的诗词一样爱惜,当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所以,日后苏东坡到歙县求龙尾砚时,歙人却记恨其曾经对凤昧砚的赞美,于是讽刺苏东坡说:“何不使凤石?”苏东坡想要龙尾砚,就只好另辟他径了。

砚·史

赏一方砚,知一段史。

一方面,砚台材质的变迁体现出了科技的进步。而更重要的是,砚,融书画、雕刻等艺术为一体,浓缩了中华民族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的信息。于一方砚之中,不仅能品味和欣赏砚石细腻的纹理、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书画创意,还能从中一探传统文化的承载、积淀和缩影。

在和平昌盛的年代,砚台上雕刻山水花鸟,而在战火连天的时代,砚台上雕刻的则是爱国情怀。在民族英雄辈出的南宋,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岳飞在端砚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八个字。意思是,抗金卫国的意志永不变,绝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

汉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书法、绘画、石雕均属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砚台在汉代有了巨大改变,从最初的简单工具演变成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频更迭,战火连连。人心惶惶之时,少有人能静下来潜心书画。然而,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与之相配的,砚台也被推广开来。除了陶砚和石砚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瓷砚。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图的一方砚台,方形四足,砚面与四侧均布满浮雕图案,有人物、走兽、飞禽、龙凤等。其图案形式与汉代石雕极为相似,具有雄浑厚重的质感。

隋唐时期是砚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因为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而且,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鼓励人才以文进取的同时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上升到更细致的发墨、少损等功效。因此,隋唐时期的砚质和砚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隋唐时期的制砚工艺迅速多元化,砚材的种类也较前代更多。四大名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歙砚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的龙尾山,也称龙尾石。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被南唐后主李煜赞:“歙砚甲天下”。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同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使得砚文化再一次得到飞跃式发展。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宋代对于砚石的纹理颇为看重,这可能就源自文人细腻的心思与情感。宋砚造型突出瘦挺、内敛,气韵冷隽,风骨峭拔,其主流砚形为抄手砚。

最早的四大名砚在宋代相继确立,当时红丝砚位列其中。宋代苏易简在《砚谱》中归纳:砚有四十余品种,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来,由于红丝石脉断而绝,红丝砚被澄泥砚代替,四大名砚变成了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

四大名砚的地位在明代得以巩固。虽然明代也生产铜砚、瓷砚、木砚等各种材质的砚台,但由于石砚材料来源广泛,且个性独特,所以文人雅士中喜好石砚的居多,四大名砚中,端砚最为人们所看重。

明清时期,制砚技术日渐成熟,工艺日趋精细,可利用的石材种类也越来越多,砚台之于文人的意义也有所变化。砚台不再仅是挥毫泼墨时的工具,更是置于案头的一件玩物。明代的砚台造型端庄厚重,纹饰不甚繁丽,大件制作居多。文人在砚上镌诗、题铭之风在明代大为盛行,因此砚台的艺术价值逐渐超越了其使用价值,收藏砚台也成了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利器。正是如此,明清之后的砚台雕饰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独特,受到收藏者的喜爱。

清代的制砚产业更加壮大,所用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材料外,还出现了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名贵材质。清代砚台上的图案内容更加广泛,花草树木、名家书法、印章铭刻等皆匠人雕琢于砚上。清代砚雕把自古有之的各种雕刻手法灵活结合,交错运用,雕工细致,而且所雕出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日月山河波澜壮阔,花草树木形象逼真。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砚,款式上继承历代优点,风格多样,取材广泛,为爱砚者最爱。

最早的化石砚就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有士子用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就是寒武纪三叶虫的化石。三叶虫化石形状、纹理独特,风韵别致,而且石质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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