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中的砚台收藏

于一方砚之中，不仅能品味和欣赏砚石细腻的纹理、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书画创意，还能从中一探传统文化的承载、积淀和缩影。

砚台，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陌生成了爷爷书架上的一块方石头。而在古代，砚台却可能救人于水火。话说在唐朝末年，端州一位姓梁的举人赴京应试。谁知，考试当天，京城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当时，考生们需要用墨条融水研磨成墨汁书写，天气寒冷，墨汁很快结成了冰，无法蘸用。这位梁举人用的家乡带来的端砚却很神奇，磨出的墨汁不结冰，他便可以继续使用。一会儿，天气更冷了，磨墨用的水滴结成了冰，梁举人恐慌之下对着砚台念出：“砚台啊砚台，人说你是文房四宝之一，如今你宝在何处?”谁知，砚台像是听懂了一样，中间浮出一层水汽。于是梁举人不停地向砚台呵气，呵气成墨，最终完成了考试。

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除了纸张之外，文房四宝中的砚台、毛笔及墨汁，几乎已经消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尽管在文房四宝中排序最末，砚，因为其质地坚固，却是其中最耐久的一个。笔，不耐久，老不中书;纸，置久则脆，难于使用;墨，陈久失胶，易于散碎。三宝，皆难久蓄。唯有砚，材质坚固，难于损坏，存留千古却亦如初。

回顾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砚台一直与之并生着。迄今为止，最早出土的砚为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石砚，专家鉴定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代时期制造，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

砚台其实是由研磨器演变而来，原始研磨器的性质功能与同期出现的食物研磨工具类似。它可以将带有颜色、大小不一的有色物研碎、研细，使其成为书写用的颜料。

砚通研，其最大作用是研墨。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书契约》中道：“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砚的解释则更为简要：“砚，石滑也。”

从砚诞生之日起，它的作用就是发墨。“百工者以致用为先”，一方砚，其最关键是实用。即使是爱石如痴的米芾，也在其《砚史》一著中道，器以用为功。“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

逐渐的，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书画艺术逐渐繁盛，而与之鸥水相依的砚台，也从一种工具演变成被文人墨客珍藏的艺术品。隋唐之后，砚的作用就超出了文具范畴。

砚·事

从古至今，砚台深受历代历朝文人雅士喜爱，被收藏家视为珍品。赏砚、赠砚、蓄砚、制砚的奇闻趣事，流传不衰，脍炙人口。

宋代的大书画家米芾，爱好广泛。除了诗书画以外，还非常喜好奇石。米芾对于石砚也是如痴如醉，喜爱至极。一次，米芾得到一块端石砚山，其形似波澜起伏的峰峦，甚是美观。米芾对此砚爱不释手，连着三天拥其入睡，还请来好友苏东坡为之作铭。

自宋元以来，砚又可按做派分为匠工作和文士作。顾名思义，匠工作指的是专于制作砚台的工人所制之砚，而文士作指的是墨客雅士出于兴趣自己做或设计的砚台。

匠人砚，出自手艺人之手，工艺上乘，雕琢细致，但可能稍逊创意，多会刻画吉祥图案或花鸟鱼虫。古时手工艺人多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因此，他们所制的砚上一般无铭款。

正所谓，武夫宝剑，文人宝砚。“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文士作的砚台为文人自己创意，因此图案和雕饰虽然也有，但诗词歌赋、铭文跋语占了很大空间。

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中记载了一则米芾得砚的趣事。一日，宋徽宗召米芾为其书法，米芾见皇帝桌上有一方名砚，便心心念之。一写完字，米芾就端上砚台跪在殿上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意思是，这方砚台已经被我用了，再让皇帝用就不够格了，因此请皇帝把砚台赐给我。皇帝当然看出了他的心思，便答应了。米芾获此至宝，又恐皇上反悔，急忙抱着砚台，连衣服都染黑了。宋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

砚不仅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匠人对于自己所做之砚也是珍之重之。

苏东坡藏有一方名砚，他很是喜欢，为其名为“凤昧砚”。这是一方佳砚，被形容为“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苏东坡还作诗铭曰：“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砚美无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凤味，坐令龙尾羞牛后。”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这让龙尾珍品都成了俗品。想来苏东坡本来只是戏言，可是，砚对于手艺人而言如文字对自己的诗词一样爱惜，当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所以，日后苏东坡到歙县求龙尾砚时，歙人却记恨其曾经对凤昧砚的赞美，于是讽刺苏东坡说：“何不使凤石?”苏东坡想要龙尾砚，就只好另辟他径了。

砚·史

赏一方砚，知一段史。

一方面，砚台材质的变迁体现出了科技的进步。而更重要的是，砚，融书画、雕刻等艺术为一体，浓缩了中华民族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的信息。于一方砚之中，不仅能品味和欣赏砚石细腻的纹理、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书画创意，还能从中一探传统文化的承载、积淀和缩影。

在和平昌盛的年代，砚台上雕刻山水花鸟，而在战火连天的时代，砚台上雕刻的则是爱国情怀。在民族英雄辈出的南宋，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岳飞在端砚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八个字。意思是，抗金卫国的意志永不变，绝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

汉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书法、绘画、石雕均属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砚台在汉代有了巨大改变，从最初的简单工具演变成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频更迭，战火连连。人心惶惶之时，少有人能静下来潜心书画。然而，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与之相配的，砚台也被推广开来。除了陶砚和石砚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瓷砚。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图的一方砚台，方形四足，砚面与四侧均布满浮雕图案，有人物、走兽、飞禽、龙凤等。其图案形式与汉代石雕极为相似，具有雄浑厚重的质感。

隋唐时期是砚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因为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而且，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鼓励人才以文进取的同时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上升到更细致的发墨、少损等功效。因此，隋唐时期的砚质和砚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隋唐时期的制砚工艺迅速多元化，砚材的种类也较前代更多。四大名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歙砚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的龙尾山，也称龙尾石。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被南唐后主李煜赞：“歙砚甲天下”。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同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使得砚文化再一次得到飞跃式发展。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宋代对于砚石的纹理颇为看重，这可能就源自文人细腻的心思与情感。宋砚造型突出瘦挺、内敛，气韵冷隽，风骨峭拔，其主流砚形为抄手砚。

最早的四大名砚在宋代相继确立，当时红丝砚位列其中。宋代苏易简在《砚谱》中归纳：砚有四十余品种，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来，由于红丝石脉断而绝，红丝砚被澄泥砚代替，四大名砚变成了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

四大名砚的地位在明代得以巩固。虽然明代也生产铜砚、瓷砚、木砚等各种材质的砚台，但由于石砚材料来源广泛，且个性独特，所以文人雅士中喜好石砚的居多，四大名砚中，端砚最为人们所看重。

明清时期，制砚技术日渐成熟，工艺日趋精细，可利用的石材种类也越来越多，砚台之于文人的意义也有所变化。砚台不再仅是挥毫泼墨时的工具，更是置于案头的一件玩物。明代的砚台造型端庄厚重，纹饰不甚繁丽，大件制作居多。文人在砚上镌诗、题铭之风在明代大为盛行，因此砚台的艺术价值逐渐超越了其使用价值，收藏砚台也成了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利器。正是如此，明清之后的砚台雕饰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独特，受到收藏者的喜爱。

清代的制砚产业更加壮大，所用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材料外，还出现了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名贵材质。清代砚台上的图案内容更加广泛，花草树木、名家书法、印章铭刻等皆匠人雕琢于砚上。清代砚雕把自古有之的各种雕刻手法灵活结合，交错运用，雕工细致，而且所雕出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日月山河波澜壮阔，花草树木形象逼真。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砚，款式上继承历代优点，风格多样，取材广泛，为爱砚者最爱。

最早的化石砚就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有士子用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就是寒武纪三叶虫的化石。三叶虫化石形状、纹理独特，风韵别致，而且石质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




 

责任编辑：乔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