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良： 让科学为环境政策“导航”

■人物名片

唐德良 1983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新华社担任一年摄影记者后赴美，在罗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取得营养学硕士和公共卫生学博士，在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癌症研究所完成了博士后研究。

目前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系教授，同时兼任该校儿童健康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本报通讯员 傅新春 本报记者 董立龙[沧州报道]

作为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的外孙，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良身上继承了祖父辈的精神传统。他说：“外祖父在他的年代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牺牲和奉献。而我们在这个年代，也应该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点儿贡献。”

唐德良和他的科研团队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研究，持续关注环境污染物对人群尤其是胎儿、新生儿的影响，他运用分子流行病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的实验室在这个领域占据了极其领先的地位。

9月18日，受省委统战部之邀，他走进了由沧州市政府、市委统战部承办的本期“中国梦·赤子心·港澳台海外杰出人士燕赵讲堂”，面向300多名当地各界人士讲述如何让科学为环境政策“导航”。

■阅读提示

“环境问题，究其根本，是一个政策问题”

新闻纵深：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在美国、欧洲做了很多环境健康项目，您对中国环境健康研究也持续了十多年，您希望自己团队在中国的研究实现怎样的预期?

唐德良：我们的研究并不是着眼于发现一个理论，而是致力于将科研与解决社会问题相结合，更注重于研究结论对于社会的影响。我们是研究公共卫生的，“公共”二字是放在前面的，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我们一直抱有这样的理念：环境问题，究其根本，是一个政策问题。环境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抓手在政策。我来中国研究的是政策对于环境的影响、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帮助政府制定、实施更有效的环境政策。

新闻纵深：截至目前，您在中国的研究项目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唐德良：2004年，重庆铜梁关闭了当地最主要的污染源，一座电厂，在这前后，我们分别从当地找了150对母婴，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儿童学习和记忆能力较差。

而在太原，我们和山西医科大学合作，通过对2000年至2010年当地所实施环境政策以及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过去十年中，山西实施的环境政策有效减少了该地区的空气污染。同时，当地人口的整体健康，特别是儿童的健康，正因此而得到改善。

新闻纵深：我们注意到，您一直在关注环境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那么，空气污染到底会对儿童发育产生多大影响?

唐德良：人群分为年轻人、中年人、老人，其中，中年人是抵抗力最强的。至于小孩，不是一个小的“人”，而是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人。他的解毒功能、代谢功能，远比成年人低。同样环境中，同样的呼吸的话，他所受的污染影响比成年人要大，不仅体格上有影响，对智力发育也有影响。而且，环境污染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很多是不可恢复的。

很不幸的是，当今环保方面大部分指标都是按照劳动人群，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人群来设计的，这就导致不能保护敏感人群，如老人、小孩。

新闻纵深：您的意思是，我们目前制定环保政策的过程，还有一些不足?

唐德良：环境政策的制定是环境改善的根本。国内的环境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要逐步避免提出那些口号式的政策。

有的地方提出的环境政策，缺乏对环境问题深入研究这一基础，贸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最终在实践中完成不了，即所谓“无知者无畏”。他们可能是从政绩上考量的，但环境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相反，这样的环境政策还可能导致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

“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环境污染都解决，一定要有轻重缓急”

新闻纵深：从您的研究角度看，中国完善治理大气污染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唐德良：对于中国而言，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环境污染都解决了，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我们通常的空气质量考核都以PM2.5为指标，但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PM2.5，毒性成分肯定不一样。衡量大气中颗粒物排放，PM2.5是一个好的指标，但在研究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方面，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而应该进一步了解PM2.5的来源和它的组成成分。

加强对PM2.5组成成分的研究，可以指导政府去制定更有效的防治政策。在不能把空气污染一下子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先把那些对人群造成比较大影响的污染源解决掉。

新闻纵深：空气污染的组成成分复杂，有些污染物甚至通过空气流动来自于区域外，怎么能认定具体的污染源呢?

唐德良：这不是科学上的难点。以重金属汞为例，汞的迁移非常大，而实际上，世界上每一个汞矿，用同位素去测的话，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其同位素都是不一样的，国际上为此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通过它，我们就可以知道世界上汞的分布，就知道世界上的汞是怎么迁移的。

同理，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煤炭，那么如果燃煤研究做得更仔细的话，就会发现每一个煤矿的产品也会存在它自己的特点，把握这些特点，就能找出空气中的污染主要来自于哪几个主要的污染源，这些就是可以首先去治理的。

新闻纵深：对于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您有什么建议?

唐德良：我的建议之一就是大量推广可再生能源，这是没有污染的。其二是要提倡节电。我不清楚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节约用电，中国70%以上的电能来源于燃煤，耗电不减少，这部分的煤耗绝对量不会减少，空气污染的基数永远会很大。

在节电方面，除了推广节能灯之外，我想中国应该花时间研究一下提高制冷的效率。

中国的空调效率不高，有研究数据显示，如果把空调的平均效率提高20%或者10%，就会节省很多电能，就可以关闭很多燃煤发电厂。当然，提高冰箱的效率和减少玻璃幕墙建筑的出现，也可以降低很多煤耗。

“改善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

新闻纵深：作为一名外籍学者，您的研究在中国进展得顺利吗?

唐德良：说实话，政府层面，级别越高，支持力度越大，见到总理、见到部长，都很支持;越往下走，负责具体事项的地方官员反而会有很多的顾虑。主要遇到的问题还是在地方层面，到部里去谁都支持你，到市县里去就不那么容易了。

新闻纵深：那么你们是怎么应对这些困扰的?

唐德良：具体而言，对于一个问题，从正面看和从反面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一回事，你可以来论证环境污染对健康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也可以论证减少空气污染之后，能减少很多不良影响。这是一个同样的科学原则，但后者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新闻纵深：中国很多地方正在为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巨额费用而苦恼，对于这一问题，您怎么看?

唐德良：我们的研究结论显示，改善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相反，不仅不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在环境改善之后，可以降低地方财政在健康方面的支出。

在太原的项目中，我们用联合国的标准计算方法，通过对过去十年的数据分析，发现随着PM10的下降，当地的过早死亡、慢性支气管炎患病情况、急诊人数、住院人数都下降了50%左右。

而每一个病患、每一次就诊，都会造成政府和居民的开支。由于降低了这些疾病，改善了健康状况，政府健康支出减少了44亿元。由此可见，政府财政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虽然有投入，但是相应减少的居民健康方面的支出，也是非常显著的。

新闻纵深：您的研究成果，有没有给中国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带来一些帮助?

唐德良：在铜梁的研究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它拿来作为教学的案例。山西的案例，我们拿到达沃斯论坛去作了报告，与会的人士，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对此都非常有兴趣。

我们可能没法直接参与政策的设计，但是最近，我们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在未来五年开展环境健康领域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我们认为，把科学研究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这种合作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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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本报记者 董立龙

责任编辑：白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