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顶尖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大势(3)

刘世锦

今天是复旦的校友聚会，我不是复旦校友，一直想成为复旦校友，但是至今未如愿，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也没当过首席经济学家，回头跟夏主席申请一下。今天我想谈这样一个问题：实现转型再平衡要过三关。

大概在五年前，我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当时的依据主要是观察了一些国际经验，但是这个判断多数人是不认可的，当时我们也是有点压力的。五年过去了，这种压力应该说没有了，因为这已经是个事实了。

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一些理论问题，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没有研究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也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实践，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其实刚才谈了很多现象，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线索和逻辑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点，我想在座的诸位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用的概念叫做转型再平衡，就是10%左右的时候，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是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

所以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地。第一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不展开说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它是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的时间争议比较大。去年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些人还讲，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调整，但是我们判断是一个历史的拐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去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原来我们估计今年会不会降到7%左右，但是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4%左右。最近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

当负增长什么时候变成正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我们讲的底的问题，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

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来的过快。所以还在稳增加，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过去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有一些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开，打开以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讯。电讯最近一直在讨论能不能资费降低，据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近也有一些举措。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是你让它降资费，而不是自己要降资费，基本的问题还没解决。能不能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冲一冲，有一个竞争。

另外比如说石油，我以前也跟上海的同事讨论过，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研究，也一直在推动这件事。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打通国内引入竞争以后，未来大家为了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像宅基地的改革，一直是有顾虑的，顾虑农民把宅基地一旦转让以后，把那点钱拿去喝酒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种人在咱们上海有没有呢?我看也有，但比例不会太高。这些人的问题你要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处理。

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通过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我想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比如像北京最近讨论京津冀协调发展，北京和天津本身还有一个大的投资空间。比如说房地产，我认为空间不大，但是北京和天津之间、北京和唐山之间、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能不能设想它有几十个甚至更多的5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小城镇发展起来。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种菜，有什么事开车一个小时到北京，坐高铁20分钟就去了。据调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是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它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的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需求过去五年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它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它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重化工业，现在称之为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它的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现在讲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在座的很多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经常要用通缩这个词，但是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它是由于我们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地收缩而形成的产能。这种产能你把货币放出去以后，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PPI的下降只是一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这个东西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之为严重过剩的产能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是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也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上来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减产能。比如把这些产能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产能可以减下去吗?我们说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现在企业价格下的那么多，关门了以后不就供求平衡了吗?在国外也不是这个情况，在中国更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的，产能严重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加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减产能和稳增长是有矛盾的，我们减产能以后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

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看到这个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你们都减，你们是落后的生产力，我是先进生产力。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很多人也提了建议，让僵尸企业退出，这个话说得很正确，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块钱，卖200块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块钱，我说这能够熬下去吗，他说没办法，停产以后问题更多。怎么样熬呢?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大家知道实体经济用这种方式支持的话，实体经济能熬多长时间。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

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部分有效的对冲原有动力要能够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新的产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的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

第二，转型升级，现在讲机器换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是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包括需要更多复旦毕业的同志们出去发挥作用。农民工也需要，但是更多需要中高级的素质。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我逛商场看生意最好的就是五楼和地下一层，是卖饭的，剩下几层往往是顾客没有，营业员多。最近一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再比如说Uber、滴滴打车这些出来了，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我注意到有关地方政府，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资源分配是得到改进的，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们都不敢明确表态说支持这个事。我想还是应该有个态度，还是要解决问题。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据说现在几百万台机器人是要上线的，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人可能要下岗。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会引来相当严重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一个严重冲突。这对我们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预期的增长动力，现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包括我们各位企业家，你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我们政府经常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有时候也有成功的，但是以后这种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是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把利益、机会、信息都给它，让它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正确的人会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通过进一步放开准入的办法;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的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在转换增长方式，在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真正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或者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风险加大。这是一种情况，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刚才讲的后两关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