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付业兴
“我今天出席省委的会议后回三亚,下动车后来到等出租车的长廊,现场旅客扶老携幼人头攒动,个个翘首以盼苦等出租车。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我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这是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发在囊括了该市党政部门大多数干部的微信“天涯工作群”里的一段话。
据《三亚日报》报道,11月2日下午6点,张琦乘动车到达三亚火车站。下动车后张琦没有直接坐公务车,而是选择到火车站出租车候车长廊。“看到现场排长龙的旅客和两三辆的出租车呈现很大反差,许多旅客扶老携幼,手提行李,个个翘首以盼苦等出租车的焦虑眼神,张琦心里不是滋味。他立即要求相关部门紧急调度出租车运力解决旅客积压问题。”“没有直接坐公务车”,“选择到火车站出租车候车长廊”,这可以看做一次随机的“微服出巡”,也可以使用评论者的命名“官员体验民生”。《中国青年报》评论从这个打车故事中提炼出的观点是:不妨把“官员体验民生”纳入政治任务。
为什么呢?“官员‘体验式施政’这几年其实并不少见,有的是偶然性体验,有的是经常性体验;有的是公开式体验,有的是暗访式体验。不管是何种体验,都获得了多数人肯定,因为官员体验之后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甚至似乎存在一种‘官员不体验,问题不解决’的怪象。”
由此,“官员们还应该把体验民生当成‘家常便饭’,比如乘坐火车时,走进普通车厢与老百姓拉拉家常;下车后,像张琦一样体验火车站打车难。再比如,官员们在吃饭、看病、购物时,放弃某些特殊安排,去体验老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种随时随地体验,成本虽最低,效果却最好。”
希望能从书记打车一事中提炼出示范意义的,还有11月5日的《北京青年报》评论。在梳理完书记打车带来的或赞赏或疑惑或不以为然的舆情反映之后,它试图从中得出一条领导干部施政的“方法论”———“领导干部投入民生体察民情,具体到每一个案例的实际效果,公众的评价见仁见智,舆情反映存在分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体验式施政’这一现象,从执政方法论的高度看,是必须肯定的。目前领导干部深入群众生活不是多而是太少,官员的起居与百姓的生活如果存在巨大鸿沟,又怎能对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苦恼感同身受、产生共鸣?一个奇怪百姓‘何不食肉糜’的官员,又怎能执政为民,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体验式施政’不仅应该提倡,还应该结合八项规定及反‘四风’工作,将其制度化固定下来,这样才能让领导干部在衣食住行方面与普通百姓无限靠近,才能让‘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对于“书记打车难”,评论的空间当然不是只有这些。如在几年前,当“八项规定”刚刚引发现象级的连锁反应,人们都会大赞主人公的亲民作风。但现在,社会对这类事件的关注早已过了聚焦事件本身的阶段,如同日《华商报》的评论所言,“三亚书记遭遇打车难,人们更想看到的是后续该如何收场。”
后续是什么呢?《三亚日报》新闻里,张琦在微信群里“颇为生气提到”:“我们不能仅仅靠提高出租车价格和限制出租车数量来进行管理。”而当地相关部门给书记的答复却有些轻描淡写:这个时间段恰好是出租车交接班时间,导致火车站出租车运力出现短暂不足。
这让《华商报》的评论看不过眼,“对于三亚的打车难,下面的职能部门明明早已注意到问题,但不主动解决,等着书记偶遇之后,方才醒悟,原来书记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纷纷给书记出点子来解决三亚打车难问题,比如错峰出行、打击黑车,貌似一时间都成了解决问题的高手,但就是没有人提出放开出租车的数量管制——— 这才是解决包括三亚在内所有城市打车难的核心所在。”
能否碰触到这个真问题,在论者看来,是决定民众怎样评估官员亲民行为的关键点———“亲力亲为,亲自打车要比坐在会议室听报告更符合人们对官员的期待。但亲力亲为必须要延伸到一个良善、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治理之中。由此,三亚市委书记所遭遇的,显然不只是打车难,更应该是如何站在民意立场真正解决打车难。”
书记打车难,无疑碰触了一个正在发酵的社会治理议题:出租车行业改革。日前公布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把出租车行业的改革一步步推入深水区。如《新京报》所说,“这次三亚市委书记对‘打车难’有了切身体会,希望,未来三亚能够找到病根,尽快对出租车行业改革,让市场解决‘打车难’的问题。这样才能合理分流打车人群,再也不让领导和市民在风中等车55分钟了!”
这个希望,当然不只是针对三亚一个城市。
□刘 白
责任编辑:白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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