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如何解决中国消费和储蓄的结构失衡

摘要：中国长期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但是需要一些条件：合理的收入分配，平衡的储蓄和消费结构，健全的公共服务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来维护社会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企业的合理负担水平，维护企业的创新能力，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城市化协调和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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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但实际上不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能完全替代，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持续用刺激政策扩大投资，结果将会造成产能不断扩张，加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趋势，就是资本存量的增长在加速，同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有明显下降，产能利用率在不断下降，产能过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也在减速，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突出。根据国内外几个不同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相同的趋势。如果我们计算资本边际生产率，就会发现现在的边际生产率大约只相当于2000年的1/3，呈急剧下降趋势。

这些问题说明目前的经济疲软主要是结构性的。首先不是供给方面的障碍，而基本上是需求制约的，表现为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其次，靠政府扩大投资和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扩大总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传统模式看来基本上走到了尽头，基本原因是结构失衡，是储蓄和投资过度，而消费相对不足。研究过去GDP中储蓄和消费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大致从2000年到现在，消费率急剧下行，在此之前我国的消费率大体上保持在60%以上，而在最近十几年中降到了50%左右，也就是说十多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同一个时期储蓄率从30%多上升到大约50%，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也有大体上同等幅度的上升。总体来说，出现了一个急剧的结构变化，即消费少了，储蓄和投资多了。

以这样的结构变化为背景，再来考虑我们当前的政策，也即持续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来应付需求不足，用投资刺激投资，拉动总需求，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恐怕需要反思。首先凯恩斯主义认为，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包括社会和政府直接刺激扩大投资可以有效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个论断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凯恩斯理论研究的主要是短期问题，短期的高投资确实可以拉动需求，但是高投资在中长期也会扩大供给，于是就有可能造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分离进一步加剧。扩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是不是可以避免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的情况?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好于产业投资?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现在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存量房卖不掉的现象。基础设施建设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饱和与过剩，有些地方修建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由此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但实际上不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能完全替代，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持续用刺激政策扩大投资，结果将会造成产能不断扩张，加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

有些人认为投资当然是越多越好，因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经济增长理论早就有过证明，存在一个长期稳态的黄金储蓄率或者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按照这个理论，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投资率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恶化，导致效率降低，影响社会福利的总水平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我们用中国过去60多年的数据做过一些实证分析，初步证明大概65%左右的消费率对长期增长是最有利的，而我们现在的消费率只有50%左右。我们需要适度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怎么样才能把储蓄率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事情要做：

第一，产业投资的功能应该回归市场。产业投资应该主要由企业来进行，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第二，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行政支出，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来实现社会保障的应保尽保。第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投资还很缺欠，而且人力资本投资相比物质资本投资而言长期回报更高。第四，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促进社保的全覆盖。现在企业社保缴费大约是工资总额的40%—50%，对企业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改变这种情况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国有资本来充实社保基金，这一点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首先这种充实的力度要大，另外在这样做的同时要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如果说现在是40%的话，那么至少降低10个百分点，才能起到作用。第五，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目前过高的储蓄实际上和过大的收入差距有直接关系，收入两极分化导致了高储蓄低消费。第六，减少垄断，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最后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2亿多没有户口、没有被社保覆盖的新城镇居民与其他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

概而言之，中国长期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但是需要一些条件：合理的收入分配，平衡的储蓄和消费结构，健全的公共服务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来维护社会公平，加快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企业的合理负担水平，维护企业的创新能力，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城市化协调和健康的发展。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比较”，本文节选自《比较》第81辑《转型和发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