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智囊们眼中，中国困局命门何在？

数天前，中国经济 50人论坛年会举行，中财办主任刘鹤、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楼继伟、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参加。当今中国经济界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智囊济济一堂，争鸣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这样的场合，并不多。

这些人对时势的判断，对高层的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折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受到审视的当下，这批顶级智囊的意见更加受到关注。

对习近平“十分重要”的刘鹤没有发表演讲，在长达四小时的讨论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聆听每一位的发言。只有在会后面对媒体追问时，他只讲了一句话：“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呵呵，正能量满满。

周小川、易纲、楼继伟、吴敬琏四人皆发表了演讲，洋洋数万言，我们选取其演讲精华，以飨读者。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货币政策被过度依赖

智谷评：央行行长周小川正处在风暴眼中。两天后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办，小川也将赴会，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会是焦点。周小川在演讲时称，货币政策被过度依赖了。

演讲摘要：

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因此，这里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发言。

从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来讲，我说说自己的体会。先说一下结构性改革，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说，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一个问题。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

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产品价格里面，有的时候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就是延迟 20天左右，过滤掉价格高频波动的成分，然后再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是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实物供求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要素价格。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

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效应研究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它的外部效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样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蓄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易纲(中财办副主任兼央行副行长):

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多的放水

智谷评：供给侧改革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怎么样，易纲给出的答案距离标准答案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演讲摘要：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把握，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 -通货紧缩”的螺旋。第二个考虑，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守住这三条线。

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帕累托最优改进。帕累托最优改进要求没有人能够变坏，所有人都不变坏或者变好。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破有立，有些僵尸企业要淘汰，不能让所有人不能比之前更坏、只能更好。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他们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再简单重复一下，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 -通缩紧缩的螺旋。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 16-59岁劳动力人口，这段人口结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楼继伟(财政部部长):

劳动合同法存在五个问题

智谷评：楼继伟可能是高官中首个承认劳动合同法有问题的人：太偏向于劳动者，对企业保护不够。这个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楼继伟在担任中投董事长期间曾撰文历数中国需要推进改革的领域，包括养老金体制和个人所得税征收，但在他担任财政部长三年之后，这些领域的改革依然乏善可陈。“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中国财政也该深有同感吧。

演讲摘要：

我讲讲“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话题。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 APO的测算1980-2012 ，中日美韩， 40%、34% 、43%和 35%。我们和日本是比较高的，这是改革开放越来，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来自于要素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近年来，有点变化。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些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有些国家，我们认为他们不太行，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还挺快，如日本。 1995-2000年，2001-2005 年，2006-2010年，这三个阶段里，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分别 30%、66% 和70%。我们说日本停滞了 20年，其实他们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不然日本人口减少，经济增速会更低。

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是标准工时制。我国大量外向型、代工制的企业，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相当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大量类似这样的规定，使得企业遵从成本很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没有订单了，让你们回家，再把你们召回来，能否签订临时合同呢?不行。法律遵从成本非常高。

第三点，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第四点，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下你在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要支付大量费用。

第五个，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再有一方面，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比如，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不愿意长期投入等，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经济学家):

小心改革陷入空转

智谷评：吴敬琏的发言向来以大胆著称。他在演讲中批评，“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这位 86岁的老人依然本色不改。

演讲摘要：

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

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推结构性改革。

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方案不衔接，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这种现象很明显。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

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在 1月12 日中央深改小组讲的，今年力争把主体新框架搭建起来，有助于深化改革目标落实，打通关节，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行动起来。

我希望，或者我建议，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补充。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