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让苏联自掘坟墓

苏联解体前夕

苏联的极权统治，其严酷性在世界统治史上都很罕见。无论是人身控制还是舆论钳制，苏联政府所实施的控制措施都无比严密。尽管苏联人一度臣服于这种恐怖政治，但是，他们最终用自己的选择，表达了对这个极权制度的深恶痛绝。

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尾声部分，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写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1998年初秋，她乘船横渡白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前往索洛维茨基群岛。当俄罗斯乘客门知道她正在撰写关于古拉格的著作时，他们变得不高兴了，一位男士说，“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队我国历史上的丑恶感兴趣?”他的妻子则关注现实问题，认为“古拉格已经不重要了”。后来在俄罗斯旅行，“那不关你的事”和“那不重要”是人们的普遍反应，沉默--或不发表意见，以耸耸肩来表示可能是最常见的反应。阿普尔鲍姆认为，这种集体沉默有几个原因--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确把他们的所有时间全都用来应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许多俄罗斯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对过去进行了讨论，尽管几乎没有进行;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是沉重打击，谈论强大的旧制度不好，这让人感到太痛苦;还有人担心，如果穷追不舍，会发现自己的祖父这代人做出过不名誉的事情。而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则说，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

对于沉痛的历史记忆，《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忘往事者失双目!”那么，俄罗斯人为什么对过去保持集体沉默?这种心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奥兰多·费吉思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以下简称《耳语者》)，可以提供一种深刻的理解。

恐怖政治与经济掠夺

在德国心理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的《情感堵塞》一书中，作者将民主德国的压制性体制分解为国家压制、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司法压制、国家教育的压制、家庭压制、医学界的压制、分娩过程中的权威压制和教会压制。相对而言，苏联的压制性体制不禁更加严酷，视人命为草芥，而且多出了几种更为严厉的压制：经济压制，任意剥夺民众财产;人身压制，任意逮捕和流放苏联民众到古拉格，让其在忍饥挨饿的专题台下从事非人的体力劳动;舆论压制，任何有损于统治者利益和名声的报道从来不会出现于公共舆论，公民私下里稍有怨言或出言不慎，也很可能引来牢狱之灾。

《耳语者》所关注的，是斯大林时代(1924-1953年)个人和家庭生活。作为一部口述历史著作，作者尤其注意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其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并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沉默旁观，或积极合作。除了查阅大量的档案，奥兰多·费吉思访问了众多家庭，征集家庭回忆录、书信、日记等资料。他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研究小组电话采访了1000多人。

正如作者所言，“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以铁拳统治实施财产剥夺、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斯大林使得恐惧成为所有苏联人的普遍情绪：普通民众可能因为一句话或意见微不足道的小事遭到逮捕，官员或公务员可能因为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夜之间从作威作福者变成阶下囚;最高统治者害怕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而性命难保。而斯大林无时无刻不在恐惧被觊觎者夺取权力，因此对可能的政治对手和威胁者毫不留情地打击。与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的描述相比，最早实施红色恐怖统治的苏联杀气更重、压迫更甚，恐惧的雾霾有着更高的指数。《耳语者》的写作以接近于编年史的方式，以普通人口述史的亲身经历展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和形成。因此，国家机器的发动，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碾压有着一道清晰的履印。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