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不能再抱财政大腿

今年两会，一些委员是冲着“去产能”来的。一些来自传统行业的委员发现，“去产能”几乎成了他们面对媒体记者时的必答题。

“今年两会我的提案是关于金融行业如何帮助实体企业去产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这几天每次见到记者，嘴里念叨的都离不开这个话题。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去产能”成为今年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在‘去产能’‘去库存’等工作任务中，最难的是‘去产能’。”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梅兴保成为会上第一个提出“去产能”建议的委员，“‘去库存’容易些，因为只是涉及到销售流通环节，但‘去产能’涉及到人的安排，同时涉及到地方的利益。”

梅兴保对产能的理解分两个层面：产能的物质形态对应的是机器、厂房，产能的价值形态对应的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怎么处理，是化解产能的重中之重”。

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同时产能过剩也造成库存增加。“(企业)过去的产能不去，库存也去不了。”话说到这里，梅兴保提高了声调。

他向在坐的委员和记者透露，两会结束后，自己就会去参加政协组织的东三省调研。他认为，在“去产能”问题上，东北和山西这些地区是重点，单靠当地政府没法解决，一定要结合有关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通力协作，共同研究。

“去产能”过程中关口不少，委员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很有耐心。

“今年两会，您关心什么话题?”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并没有马上离席，面对跑过来提问的记者他给出了和梅兴保一样的答案：“去产能。”

接下来的阐述将近10分钟。

杨凯生经历过上一次“去产能”。上世纪90年代，产能过剩集中于以纺织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一些企业都经历了分流、“去产能”、重组甚至破产的阵痛。

当时的银行产权结构相对单一，要退出市场的企业是国有独资企业，职工是国企员工，银行作为债权人也是独资银行，“政府设计出了一套行政化措施来解决问题”。杨凯生说。

杨凯生举例说，当时企业在银行设置了抵押资产，在企业退出市场把资产处置变现后，银行也放弃了优先售产权，用于优先安置企业下岗的职工。当时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接受不良贷款，是按照不良贷款的账面值购买，也就是一元钱的不良贷款是花一元钱买的。1∶1的等价收购是有损失的，杨凯生告诉记者，当时这是通过财政来解决的，这种做法是用时间换空间，使得企业卸下了历史包袱。“那一轮改革比较成功。”杨凯生说。

但今时不同往日。过剩的企业不仅仅是国有独资企业，涉及的职工不仅仅是国企职工，大银行已经改制上市，中小银行的股份也变得多元化。“当年所采用的行政化措施，适用到现在有一定困难。”杨凯生说。

“去产能”前，有太多问题要盘算清楚。

“现在需要认真测算各地产能过剩企业究竟有多少?企业的上游下游涉及面有多大?企业人员分流再就业空间有多大?需要的费用是多少?哪些是社保渠道可以解决的?哪些是需要财政解决的?哪些是其他股东需要负责的?这些企业净资产有多少?欠银行的贷款有多少?银行要处置这些企业的贷款，核销不良贷款能力有多大?距离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还有多远?”

杨凯生用了一连串反问，强调企业“去产能”时，做事前工作的意义。

“当年处置这些问题都是财政负担的，不过是左口袋出还是右口袋出，今天付还是明天付。”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如果还用过去的方法，杨凯生觉得不太合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杨凯生认为，这次“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要坚持依法处置的思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梅兴保认为，在“去产能”的问题上，可以借鉴上世纪末银行债转股的经验，“以前鞍钢、一汽等公司都是通过债券股的方式，后来进行回购”。

在他看来，债转股是过去解决国企脱困的有撒手锏，可以借鉴。“以前由政策性导致的产能过剩就有政策性债券股，如果不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就要用商业性的债券股方式。”现在的难点在于，有些国有企业和银行已经上市，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听取董事会的意见。”

对于债转股的方式，杨凯生表示，当年搞债转股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现在主要的资产公司和银行也已经上市，他们之间的行为不能够采取简单的划拨的做法，要采取市场化交易的做法。(记者 宁迪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