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那场“具有标本意义”、轰动全国的非法集资案过去以后,孙大午的大午公司低调发展,成长为下属18家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年产值20多个亿的大午集团。相比于现在一些动辄估值十亿、百亿甚至更多的互联网企业以及一些大国企、大民企,大午集团并不显眼。但当人们看过中国落后县城与村落常见的灰暗贫瘠,再看到集公园、体育馆、学校、医院、文化园、别墅、度假村等现代社区设施于一体的大午城,看到孙大午以一人、一家公司之力改变的这个地方,被造福的一带村民,就会深刻感觉到孙大午的“另类”,他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是如此不同,“一个人,没有同类”。
孙大午将大午集团的健康发展与运营归功于由他在2004年一手创立的“私企立宪——大午宪法”,这套制度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个人成果。孙大午相信,再过两三年,等大午集团实力更强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到大午集团来学习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解决了最困扰企业家们的企业传承问题。
岛君得到了近日孙大午一次谈话的独家发布权,向你诚意推荐。
资本共和VS劳资共和
去年11月,我到杭州参加了一个国际家族企业论坛,从国外来了不少人,有1200多个企业家。我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首先我还没到呢,就有几个人在等我,其中一个就是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我是下午3点多到的,4点我就见了她开始聊,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马静芬说褚老八十多岁,来不了了,他叫我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解决家族问题,家里的问题解决不了,摆不平。她说你帮着解决解决嘛,这是修法行善嘛。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很多企业都遭遇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茅理翔(方太集团)影响很大,在这个会议上我就说,你们很想解决传承问题,搞的却是家风,传统文化,这个东西有用吗?你说家风好、家庭传统好,能解决问题吗?就说家里有三两个儿子的,谁来当董事长,家风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能老爷子一句话,只能指定,(像)皇帝继承一样,对不对?不管是李嘉诚也好,邵逸夫也好,王永庆也好,死了后,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谁家都解决不了,你别看他们面上风光。不过在我这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两个儿子,(大午集团)第六届选举时,小儿子和大儿子竞选董事长,它是公开的,我家庭外面的人也可以竞选,我弟弟也可以竞选。这个权力问题和财产问题是完全切割开的。
从《公司法》上看,很清晰,股东大会是一股一票,董事会是一人一票,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然,董事会是按能力说话,股东大会是按资本说话。资本只能限制在股东大会上,而权力一定在董事会要找出能人来治理和管理企业,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可是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把股份带到了董事会去,权力和资本的问题不能切割,如果是创业的一代这个问题无所谓,但是儿子接班,儿子带着财富进入了董事会,这个事就完蛋了。
我不是很在意我的儿子、子孙是不是能竞选上这个董事长,也可以别人当,别人当了,公司的财产权还是我们的。谁干都可以,都无所谓,但是企业的所有权不会变,在我们这。我们这个企业没有股份,儿子也没有股份,它是一个整体传承存在的。它就是6个字,叫私有、公治、共享,产权是私有的,类似于英国女王,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都属于英联邦国家,它们都没有国家元首,名义元首就是英国女王。所有权在英国女王手上,这个事没有争议,所以英联邦国家本身它自己不会打架。它不像我们国家的皇权,内部就打起来了,不就是争皇上嘛。英联邦的所有权明确,就没有争议了。然后公治就是民主选举董事长,民主选举董事会,公共治理了。我们是完全放开的,经营权这方面,谁(竞选)当上都可以。
其他的那些企业他不是不学我们这个,而是他就是没有(这样)想过,他的传统观念在那儿。一个从思想上,就是认为产权就是决策权,这个杯子属于我的,我可以把它摔了,我也可以卖了它,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不对?因为你要是个体户你可以,你家一间房你可以卖了它,分了它,当你注册成为公司的时候,它有社会属性,也就是说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贷款、税收、工人利益、社区利益等等,你的注册资金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你资本家出钱,比如你出了1000万,但你所支配的资产可能是几千万、几个亿。我们现在是以小撬大,因为我注册资金,这个企业是我的,大股东,他就把这个资产拿了他自己支配了,他可以捐款,他也可以把它卖掉,他也可以移交给儿子。当他把这个法人财产权移交给儿子的时候,就把企业整体的命运交给了儿子。这是最大的悲哀。你比如说山西的那个海鑫集团,1万多工人,他爸爸死了就把这1万多工人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他22岁的儿子,他(公司出问题)就跑了,对不对。如果他交接给后代的仅仅是一个收益权和监督权(所有权应该体现在收益权上和监督权上),那么他这个企业就垮不了,对不对。这个赚的钱都是你的,但是你不能管这个企业,管理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对不对。你可以监督它,你可以用制度来监督,比如谁当董事长,谁当总经理,但是你不能自己去当。(对企业传承来说,)“有本事就创业,没本事就享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说我说的这个很简单的,思路很清晰,哪儿都可以这么做,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去这么做呢?问题就从理论上,人们有一个概念,你看我们现在搞的产权概念都是西方的,西方的产权制度它是一个资本共和制度,而我们搞的叫劳资共和。什么叫资本共和制度呢?就是说股东以大管小,组建时候也有股份。你说买股票,当你买了股票的时候你就是股东了,是企业的股东,就是一种资本共和,我没有股票我就是打工的,你看,公司就没我的事了。那没有我的事我就要组织工会,工会和资本家就有一种博弈,就谈判,要不就罢工。对不对?绝对不会有有股份的人去罢工,看到了吧,所以说有股份的和没有股份的它就形成了一个对立。那么有股份的这个就叫资本共和,是资本家的共和,投资者的共和。所以如果我们围绕西方的做法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怎么能前进一步呢?你看我搞成劳资共和,就是这个资本的股份制我把它去掉了,大家都没有股份了,但是没有股份你这个产权是私有制的,是属于我的,整体传承,就类似英国女王那样,我把它叫作私企君主立宪制。所以说这个“立宪”立个什么“宪”,就是说我有收益权和监督权,然后我放弃了决策权和经营权,这两个权力交给工会去组织选举。那么我们的选举制度规定,成为公司正式员工一年就可以竞选董事长,但是给你投票的是工龄10年以上的工人,以及干部。它是一个运行得很好的选举制度,很成功。现在像班长、部门经理(这些基层干部)也都是选举产生的。我们这个选举制度到现在还在不断完善,譬如现在可以通过到各个企业演讲等进行拉票。
我们研究的是发展持久问题,企业传承问题。我们这个私企立宪搞了六届了,十多年了,大午集团销售额每年都在递增,十几家公司,没有一家亏损,而且会越来越好。你说我的企业小,18家子公司,现在20家不止。我们在海南也投资,在国外也要投资。我们的企业发展得很红火,而且我们现在连贷款都没有,国内国外的经济危机对我没有什么可影响。所以他们说的民主会不会限制企业发展壮大、会不会降低企业效率这些问题匪夷所思,你们的企业发展再大,你贷款,你负债累累那有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企业家思想都是相通的,但是制度并不同。看现在的制度,不管是福特的AB股份,还是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还是德国的监事会制度,都不行。我这里说一句大话,他们那个探索,为什么都开始时候信心很大,但最终都是落空?华为很不错,华为好像全员持股,但它仍然解决不了企业传承问题,任正非下台以后的问题它仍然解决不了,他们选的是接班人。他们的制度是接班人制度,而不是像我这种已经把企业变成了公共企业。所以董事会一定是竞选机制,而不是接班人制度。
我比他们进步在哪儿了?我这个企业一年的工人就可以竞选董事长,对不对?这跟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在家族里选,我这个选举,显然就扩大了一步。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股份都无所谓了,你有能力就可以上,你上了以后还可以把你选下去,他们那个东西一旦上去就基本上下不来,他们的退出机制基本上是死的,除非是自己辞职,要不去世,你注意,他下不了台。他为什么下不了台呢?就是说一旦成为领导人以后,他的权利会影响这个股东大会。
柳传志对我这个东西他或许也不认可,认为不能把决策权交给工人,(在员工里民主选举)是开玩笑了;美国人也不会认同我这一套,他认同资本共和。但是他们未来的路子一定是我这个路子,我这个将来是劳资共和,这是未来最好的路子。
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
西方理论就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就这么个准则和定位。其实不对头,商业组织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人就是交易嘛,就是赚钱嘛,没有差价哪来商人?企业可不是,有企业也未必有企业家。企业是个什么,企业是个生产创造财富的地方,而不是交易的地方。从中国这个文字上说,“企”是人止为企业,上面是一个“人”字,下面是一个“止”字,所以企业和商业是大不同的。我们现在所有企业家都以商人思维做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什么是“人止”?就是说这个企业一定人能站住在你这,这才叫企业。商业和企业是两个概念。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都是以商业的思维做企业,也就是说房地产挣钱,他们就都去搞房地产,金融挣钱就都去炒股了,这哪是企业家思维,这是商人思维,对不对?所以商人自古有之,而企业家这才有多少年?其实现在哪有企业家?你比如说工厂未必是企业,对吧?有企业未必有企业家。说企业家一定是具备几个特点,就是独立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他必须是独立的,创新创造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这个经济领袖才能叫企业家。你比如说我们政府的公有制企业,你派个董事长去,你能说他是企业家吗?你比如我靠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这算企业家吗?你比如政府靠出个文件搞房地产,这叫企业家吗?充其量他是投机者,投资者。你比如说冯仑我们俩有辩论过,我说你上纽约世贸大厦投那么多资,你的人呢?我怎么看不到你团队?他说要什么人,我投了钱以后再卖了再租了就挣钱。你能说这是企业家行为吗?企业家一定是有组织、有团队的,是以人为核心的,而商业是以钱为核心的。这两个大不同。那么再说,你看那个谁有团队,就是三国孙权有团队,曹操有团队,刘备有团队吗?刘备没有团队,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团队?诸葛亮一进门,火烧新野以后就没有团队了。你就听命令,哪有什么团队,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寸功没立,整个国家毁在诸葛亮手里,诸葛亮一死肯定完,他没有团队嘛!没有团队建设,对不对?所以团队是什么概念?是跟你争争吵吵的人,分工明确的人,是各负其责的人,这叫团队。别的企业不是这样,那就是老爷子一个人说了算,今天把他调到这来,明天把他调到那去,是这样一个概念,他不是一个民主决策的机制,不像我们由十年以上工人说了算,由大家选举产生,你要服不了,服不了我们俩打架,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叫团队。
企业与商业不同,中国历史上有商人,为什么轻商重农,因为商人是流动的,商人没有国家没有这种地址的概念。而企业家哪是这样?企业家哪怕轻易移动。马云说他总部不能动,那是对的,企业家是从土地里从根上长出来的,是有创造精神的,是有独立组织经济能力的,在市场竞争当中活下去,这才叫作企业。而企业上市它就应该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手段,我们现在把企业上市作为目的了。这是非常糟糕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商业思维在治理国家,他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小企业融资难,就让小企业在新三板上市,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
不能以商人的思维去办企业,企业家,你可以懂商业,但是你不能真正地干商业,要干企业,要守本创新,有自己立足的东西。
我的理想是建立大午城
茅理翔的传承学院讲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强调传统文化,做企业家、当领导者,这个东西我都不认可。企业家一定是好人中的坏人,坏人中的好人,他才能当企业家。可是谁会培养好人中的坏人,没有人培养吧?谁从坏人中选好人?不会吧。我也会这么教育,做好人难,要做好人,做好事难,要做好事。但是这是教你做人,可不是教你做企业家。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权力,研究的是企业的命运,怎么能拿家风,拿传统文化搞这个东西呢?
还有一些朋友们,一些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全是西方的思维,他也接受不了我说的这个东西,认为这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思维和英雄情节的思维。(但不这样)你根本解决不了企业传承问题,对不对?甚至我们研究民主的时候,他们光看到了民主选举,他不知道民主是制度,而不是一种选举,选举是次要的,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不适宜的话,你怎么选举都没有用。我们的高层干部三权(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分离,是一种制度的分离,所有权和决策权是一种制度的设计,怎么没有人认真研究这个东西呢。所以你看你们来了,每天都来人,我要接待的话老这么讲,都讲累了,很简单的东西,他们就看不懂。
道德约束很难,还是靠制度。你看我们六届选举很多获胜的例子,离婚的、家里打架的,竞选时,基本选不上。他想离婚都离不了,我两个儿子,他自己想出轨、出事都不行。你说像李锦记规定什么只能娶一个,不能够离婚。光这样说没有用。还有一种说你离婚就处罚你,耍了钱处罚你,比如减你的股份,这还是老爷子说了算,如果他继承了职位,也这样,他自己耍钱,自己处罚自己啊?这不是笑话嘛!
我们这套制度你去看,也就是三两年的事,人们会蜂拥到这来学,它的声音在那,不是我的声音,是这个企业越来越强大,这个声音就出去了。我们去年增加了800多工人,达到3500多员工,今年将增加1500人,达到5000工人。当我们这个企业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它的声音就很大。
要说我建立大午城,私企立宪,这些思想的原点,我回想我小时候,我去我姥姥家,走的时候我母亲给我两毛钱,五分钱一个冰棍,我买四根冰棍,想拿两根回去给我爸爸,(结果)跑到家的时候,冰棍已经化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钱怎么这么少,多印点不就行了?真是这么想的,就觉得这个地方太穷太穷,想有一天能在飞机上往下撒钱多好,这就是当时小孩子的梦想,你说我境界高,它再没超过这个。我的理想就是建立大午城,就是我的大午宪法,我想让(这)一带人富起来,不是我自己富了,是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这是我的理想,是我追求的价值。
责任编辑:崔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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