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这个国家真正的希望何在？

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是我过去 30 多年研究的主题。下面我谈几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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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但非常遗憾，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从经济学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就是价格，就是通过价格不断的调整，供求达到均衡。

为什么主流的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

主流经济学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全的，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并且还假定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做决策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更聪明，谁也不比谁更笨，那么，每个人都是无所不能的“企业家”。自然也就不需要企业家。

实际上，世界是不确定的，判断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收益，好多信息都没有，没有办法按计算机程序做决策，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想象力。而且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市场是不是有效依赖于市场当中最具有智慧、最具判断力和想象力的人，要看他们怎么去做决策，这类人就是企业家。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而不是发展和变化。但市场经济真正的本质不是均衡，不是稳定，而是发展和变化。

过去 200 年，西方世界最早实现了市场经济，不断有新的产品出现，不断有新的技术出现，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今天使用的产品和 200 年前不一样，和 30 年前也不一样。30 年前我们没有手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10 年前没有微信，现在我们都使用微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

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企业家。

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使得我们的教科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

2

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

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

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政府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

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

政府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他要自己承担风险，你有再多的钱，如果你这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给你管理、去给你投资，最后你可能血本无归。

政府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的时候，这个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的情况。

我们现在仍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的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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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

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20 年前、30 年前，没有人预见到。在往回推一点，200 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是很难的，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资助他。

200 年前，当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的时候，也没人认为火车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英国政府规定，火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130 年前，卡尔·本茨这个人发明汽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汽车有什么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的速度。如此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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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创新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是多元化的。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的时候，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世界上著名的思科公司，创立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思科公司以后，他们需要钱，却找不到钱，找了 72 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给他们投资，最后找到第 73 个投资者，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国内的马化腾，马化腾创办腾讯公司时找投资也挺难。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险投资人，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 50 万美元，他愣是没有给，因为他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 Naspers 的南非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现在腾讯公司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本人，而是这家南非的投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

创新不可预测，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

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我找你，你不给我钱，我找他，他也不给，也许我转一圈就找到了，我就能做起来，我就能做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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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比如，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合格的才投资。但是，谁来打分?

由政府官员打分?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由专家打分?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

大量实例证明，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恰恰失败了。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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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决定将这钱投资给谁呢?

也不行。因为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到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不等于未来成功的企业家。而创新呢，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的毁灭，就是新的产品替代旧的产品，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企业家。

火车出现，不是生产邮政马车的人搞出来的，而是跟邮政马车毫无关系的人搞的，最后把马车替代了，再把运河也替代了。

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传统相机厂商研发成的。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公司开放出来的。可见，重大的创新，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

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思路很容易以自己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

设想一下，1990 年，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决定政府的投资方向，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据我所知，1990 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定是大量投资PC而不会投资互联网。

要是 15 年前中国成立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产业投资委员会，由当时最有名的、最受人尊重的企业领袖(如柳传志、张瑞敏)来主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可能的结果是，国家的投资将主要投向电视机、显像管和计算机产业。

所以说，无论政府多么重视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都不可能克服产业政策的困境。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

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百度不是，阿里巴巴不是，腾讯不是。

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3

企业家转型有赖于制度改革

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

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 5% 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叫《赶牲灵》，原作者是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

张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买进来，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卖掉。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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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制度性改革。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

未来只有进行制度性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本文由 张维迎 授权罗辑思维发布，整理自他在 “创业时代：资本与企业家” 论坛上的演讲。有删节。

责任编辑：白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