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自私苟且，价值观崩溃

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2.25亿人踏入中产阶级，让中国执政者担心》。

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中国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和谐”处，文章说：“中产阶级对现状是不甚满意的，他们担心养老;他们担心因病返贫;他们担心房产权得不到保证……”

虽然本文带着的一贯西方偏见让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网上总会出现对中产阶层的嘲讽与批判声。人们期待的是事故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呼吁改革的契机，他们能够将公权力危机转化为对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政治问责与公民权利，然而，几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嚣始，以烂尾新闻终。

暂且撇开这个不谈，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中产阶层是谁?人们关于中产阶层的“改革想象”从何而来?为何中国中产阶层总是无法兑现人们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目前学界并没有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但从几个不同的说法里，我们也不难归纳出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简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体，这个收入以瑞士信贷的说法是，拥有的财富(非年收入)在17.63万-176.3万元间。

在此基础上，中产阶层一般还具备这样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脑力劳动、收入相对稳定，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产阶层也逐渐成为一种建立于经济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费文化现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调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3850万人，而美国仅增加了1290万人，中国的中产阶级增长率为美国的3倍。

中国真的进入中产社会了吗?

我们参考瑞信研究院的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按当地拥有5万—50万美元的财富标准(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层成年人。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虽然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1.09亿人，中国取代美国的(9200万人)成为全球第二富有的国家，此外日本家庭由于受汇率持续大幅贬值的影响，财富已下跌15%。

要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一员，需要有多高的收入——年收入10万元、20万元还是30万元?按照《福布斯》杂志的定义，中国中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1万-6万美元之间。

权威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说法，则是9000美元至3.4万美元之间。而国家统计局2005年则将年收入6-50万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人群，即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及以上成年人所占比重仅为11.3%，远低于美国50%和日本的68.6%水平，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5.9%)，这说明目前中国有近9成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水平以下，还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与“改革想象”?

但经济与物质方面的诉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产阶层。虽然马克思、韦伯、吐尔干等在论述阶级/阶层时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任何阶层除了经济属性外，还有政治属性。

中产阶层也不例外。

在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在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他提出如下论据：

第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他们不仅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对民主主义持有较强的亲和性，而且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高。

第二、中产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中产阶层的成长。

第三、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并对扩大政治自由与权利，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终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中产阶层里的每个人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相对一致和稳定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追溯中产阶层发展史，中产阶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比如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也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飙突进、民粹狂热的革命手段。

中国中产阶层的“崩溃”和“犬儒”

不过，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他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不独立，在很多时候，只是纯粹的经济动物和生活动物。

譬如，奶粉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争取食品安全的权利，而是走向代购之路;疫苗出现问题了，他们不是要求追责到底，而是想法设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对权力腐败与潜规则，他们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优势……

他们没有对正义的终极追求，只要灾难不是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好。

可以说，中产阶层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

无奈还是悲哀?

为何如此?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产阶层面临的是随时下坠的风险。

一场股灾、一座房子、一场大病就可以消灭一个中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况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知识不断贬值的大语境下，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但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几近没有。

中产阶层不得不疲于奔命，他们为生存而紧张、惶恐、惴惴不安，他们为保住饭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更严重的是价值观的崩溃。

与物质上的窘迫相比，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崩溃，才是他们焦虑的真正原因。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深圳著名作家钟二毛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硬件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不能说中产，我把他们叫‘小中产’。”为此，钟二毛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就是《小中产》，讲述中产只是“黄粱一梦”。“中国中产阶级没有安全感与幸福感，这源于社会的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策的不连贯性。比如说政策上，股市今年上半年的熔断机制，有钱都变成没钱。还有最近的延长退休，关于养老的一些担忧。”钟二毛说。

灾难降临，欲苟且而不得。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产阶层，只想着小富即安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

金钱、消费与物质，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

中国的中产阶层狂热地热爱星巴克、苹果产品、日本樱花与马桶、登山与跑步，这种“文化区隔”不仅给了他们自由(财务自由)与体面的幻觉，也让他们与底层分隔开来，这提醒着他们：即便处境不好，但我们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为中产阶层留下一条逃亡的安全通道。

国产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着反正可以买进口奶粉，孰料连进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现在香港不欢迎了……

而更遗憾的是，有些灾难似乎更青睐中产阶层。

你辛辛苦苦攒钱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殚精竭虑地投入，贷款买了昂贵的学区房，但你不敢想象，学校与“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不过是去机场接亲戚，没想到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而窒息……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

十年前，富豪阶层的投资移民是移民的主力，而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移民大军的中坚力量。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金字塔尖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想要移民，而是中产阶级想要离开，他们带走的不但是金钱，更是一个社会改良的希望，世道变坏，就是从中产阶级移民潮开始的。

但绝大多数不能移民的中产阶层呢?

杨绛先生去世在网络上引起了知识精英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利保持沉默”的讨论，其实深刻地折射了说与不说之间的困境：勇敢说“不”有用吗?当说“不”意味着下坠的风险、恐吓与报复，你是否能够坚守?如果沉默是每个人的选择，那么我们能指望谁来打破这万马齐喑?

我不知道。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想象，许许多多新的中产阶层在不久的未来将会诞生。

然而，我只看到身处夹缝中进退失据的中产阶层，戚戚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如涸辙之鱼。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