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体制成本降,中国经济才能涨

今天上午，经济学家周其仁应深圳创新研究院之邀，来深圳做了一次演讲，把一些要点和小伙伴们分享一下。

“智库报告厅”是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的高端、前沿、开放、公益性论坛。此前，已经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邱晓华，以及著名学者许纪霖、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演讲。

本期嘉宾：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原院长)

周其仁的题目虽然是2017年的经济形势，但实际上他谈的是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的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两个大形势：国际外需萎缩、国内成本上升。在谈外需萎缩的时候，他实际解释的是中国何以崛起的大问题。第二个部分是重点，他谈到内部成本上升，重点谈的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是体制成本的上升。第三个部分是，解决方案，延长成本优势，一制度改革，要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二靠创新。

原文28000字，实在太长，就编辑整理了一下，主要使用原话。

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从下面这张图开始。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看下面那张图，50-80年代是欧美最好的年代，基尼系数一直很稳定，但后来快速升高)。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美国1910-2010一百年间的基尼系数，1950-1980那30年是黄金时代)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首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应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2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周其仁第二个观点是，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在这部分，周其仁谈到了演讲的核心：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实白穷了多少年，以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周其仁重点讲的是体制成本。

在这里，他又重新解释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他说，仅仅是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下面就是一部制度经济学的简史：从科斯1937年提出交易成本创立产权经济学开始，到张培刚老先生提出的“纯商业费用”理论，再到阿罗，再到张五常的“制度经济学”)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周其仁的结论是：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就是这张图总结的。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这张图这是1995—2012年的数据，就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

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有大也有小。

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我们弄来弄去弄成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局面。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滴滴打车，(从兴起到合法化)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到了深圳以后他假期会来的，你挣你的钱。

总之，我们的体制成本在改革开放，特别到了新世纪以后，高速往上走。

32017年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在这个部分，周其仁的重要结论是：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振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千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看这张图，就是要把我们的成本曲线改成这样。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这里，周其仁补充一点，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下面举的案例是以色列的实地考察，很长。大意是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里面举了一个电子冰棍的例子非常有意义，电子冰棍是为盲人发明的。盲人看不见世界不是因为眼瞎了，因为成相不在眼睛里，眼睛只是通道，信息进来以后在脑子里面成相，盲人眼睛坏了脑子没坏。只要另外找一个通道把图像输进去脑子里是可以看见世界的。就这么一个原理，干了十来年。他们测试，发现人的舌头底下是输入到大脑成相最好的通道，电子冰棍上头40个点含上去，前面跟两个摄像机，大脑里面能够成相能够看见世界，全世界几百万盲人。北京的残疾人学校做了测试，可以通过大脑电波转化出来看到他们看到的东西。

最后的结语：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不能突破我们高速增长以后换档，很难换上去。而深圳要走在前头。

以下是问答(用了一部分)：

【提问1】前段时间深圳和香港在河套地区签署了一个创新园区的合作协议，请问您对于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创新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对这两个城市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其仁】中国能够有今天香港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和前苏联有各种不同，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有香港。

但是往前看，我有一个观察，香港经济有一点问题，我曾听过MIT一个教授，几个中国同学问他“什么叫有希望的经济?”这个教授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启发。他说你看美国，今天最厉害的公司，20年前没有人听说过，你看日本和欧洲，今天厉害的公司很早以前就很厉害了。这个观点观察香港他有同样的问题，他今天厉害的还是那几个公司。倒过来你看深圳，今天厉害的跟当年厉害的完全不同，所以搞不好未来是深圳给香港帮忙的地方更多一点。

【提问2】刚刚您提到说深圳现在作为一个创新的热土，有他的独特优势，但是深圳的高等教育相对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弱的。我想问，这个会不会对深圳创新的发展成为一个短板?

【周其仁】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短板。但是你看硅谷什么特点?硅谷曾经也非常落后，常春藤学校没有在硅谷，斯坦福办得非常晚的，但是可以后来居上。 我来深圳注意到你们引进很多的大学，我们北大深圳也有分部，同时也有深圳自己的学校。我有一个看法不成熟，深圳要把办自己的大学作为百年大计，从来没有听说过哈佛在加利福尼亚的分校能够那么有名，大学跟他自己的出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有根的，不是那么容易挖过来的。深圳一定要把大本钱放在自己的学校，一个是深圳大学，还有就是南方科技大学，你可以把资源放在自己的学校，然后去挖人家学校的人。斯坦福当年都是挖来的，但是牌子是加州自己的。

【提问3】刚才您演讲中提到玻璃大王的事情，您比较认同他的看法，像税制这些地方官方和民间看法总是不一致的。

【周其仁】没有不一致，税赋减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公平、要普及。减到哪个政府的税收他们都不太高兴，尤其是这两年的经济下行，我在别的地方发现，因为下行政府收入减少，他更收得比较重，这最后要想清楚，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如果企业都夸了将来更没有办法弄，一定要在企业困难、政府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共渡困难。

【主持人：张思平】我补充一下，刚刚讲到玻璃曹先生讲的税率问题，他说的“死亡税率”，我们国家不存在“死亡税率”，我觉得曹先生跟我们讲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曹先生讲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税，而是企业的制度成本带来的所有企业的负担，而我们政府那边就讲我讲的是“税”，没有讲其他的东西。因此这两个比较是基础不一样的。

我在政府当了八年的市长，在市委当了五年的常委，最近研究我们深圳的负担，政府的收入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政府的收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就是税，还有基金，基金就是卖地的，还有社保，社保也是政府的收入，因为社保有腾出一部分，还有我们的费，比如教育附加费和各种费，我们深圳费有100多亿。严格来讲我们还有债务等等。

政府在企业当中拿到的收入，或者反过来讲，企业由于制度成本带来的成本远远大于税。曹先生讲的土地和其他，在我们国家都不算，这是比较。但是公认的现在企业的负担太重，政府的收入比例太高，老百姓没有达到共享，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的共识，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掌声)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