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范雨素，最好的姿态是平视

□朱昌俊

不管你愿意看到什么，平视都应该是最好的姿态，不因身份去片面“抬高”其作品的价值，也不因作品而对其个人抱以高蹈的道德寄托。

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多关注，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有网友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4月26日《北京青年报》)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以这样的语句开头的《我是范雨素》，在社交媒体被持续刷屏。正如很多爆款文章一样，此文也引发了多重的解读，有人从中看到了文字的清新，有人看到了自己，有人借此洞见底层生活的粗粝，有人看到了范雨素遭遇背后的社会问题……每个人都试图从中放大最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或许，这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然而，基于社会主流观念中，农民工与文学创作者之间强烈的身份反差，在看待《我是范雨素》时，人们到底是被文字本身的力量所打动，还是被作者个人的经历所震撼，或许难以区分。是的，创作者个人的经历与其笔下的文字，从来都难以作绝对的割裂，外人看一个人的文字时，也难免附加对作者本人的观感。但对范雨素的褒奖与称赞，若全部是建立在对其个人底层生活的同情之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范雨素个人不愿意承受的。

作为一个曾遭遇婚姻不幸、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农民工，范雨素在文字之外的力量，恰恰在于其没有接受被定义的人生和刻板的世俗束缚。虽然学历不高，甚至连打字都不怎么会，但并没有阻挡她对文学的热爱，并且这种热爱不止于阅读，更是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和表达。这种表达对于其个人而言，或许早是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置于其所身处的群体和阶层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超脱于身份限制的表达，却具有某种宏观上的象征意义：从来被忽视和被表达的他们，终于以个体的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引发关注。

余秀华曾把写诗称为自己摇摇晃晃的身体的一根拐杖;而在范雨素眼中，文学也是自己的一个港湾，“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本书就好像可以休息似的。心境烦躁，过得很苦的时候，可以逃避。”可以说，正是因为对诗歌与文学的热爱，让两人散发出有别于同阶层人的魅力与特性。创作，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她们为自己构建尊严的一种方式与产物。理解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拿着既成的文学标准去评价余秀华与范雨素，并期待她们的创作承担更多的社会大义，是不合适的。

范雨素坦言，“我不喜欢那种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的作家”。这句话或许阐释了其创作的最大价值，她笔底下的底层叙事，是生活淬炼后所展现的不加修饰的真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表达，既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式抒情，也非道德俯视下的同情式写作。所以，围观范雨素，不管你愿意看到什么，平视都应该是最好的姿态，不因身份去片面“抬高”其作品的价值，也不因作品而对其个人抱以高蹈的道德寄托。正如余秀华曾经告诫的，“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