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交际处忆往

1943年，金城(左一)陪同周恩来(前排中)等与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来延安人员在延安交际处合影。

过电视剧《延安颂》的人，都知道延安有一个陕甘宁边区政府下属的接待单位——交际处。作为延安的窗口，交际处接待了来延安访问的八方宾客，其中不仅有民主人士、国民政府的党政要员、社会贤达、开明绅士等，而且还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冈野进、金斗奉、中外记者参观团及美军观察组等外国来宾。延安交际处为我党统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

鲜为人知的是，延安交际处还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作为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无名战士，一个亲历者，我已84岁，深感有必要在有生之年把这段史实真实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参考。

延安交际处情报工作的缘起

也许有人会问，交际处是一个接待单位，怎么会搞情报工作呢?这是被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我党的一贯主张，然而当时的现实是：一方面，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被逼抗日，承认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不仅克扣军饷，封锁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磨擦，甚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政府还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延安派遣特务、搜集情报，甚至跟随进步人士来延安的人员当中也被安插了特务，例如跟随邓宝珊将军来延安的记者当中就有特务。我党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交际处在广交朋友、盛情接待八方宾客的同时，不得不对混杂于宾客之中，披着宾客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等派系派来的特务，进行必要的或明或暗的斗争。

1942年，我从西北公学毕业后，边区保安处调我回去。保安处周兴处长先找我谈话：“你从公学结业了，学习成绩不错，现在派你到交际处去工作，任务很重要，今后王凡领导你，交际处金城处长也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侦察科长王凡也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交际处的情况很复杂，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参谋，本来是让他们向国民政府反映我们党和军队如何抗日、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和群众打成一片，反映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困难等情况的，可是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徐佛观、郭仲容都是军统特务。郭仲容本该派往贺龙领导的一二○师，但是金城同志请示叶剑英总参谋长，叶总参谋长认为国民党跟我们搞磨擦很厉害，暂时不让他们去。他们带了几个随员就住在交际处，还有电台。徐佛观是少将参谋，地位高，跟陈诚关系好。他们在延安搜集情报，搞特务活动，所以决定派你到交际处去，你的工作是招待科员，任务是管理招待人员，了解联络参谋的动向。金城同志是在上海、香港等白区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很有经验，你今后就在金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情况也随时向我汇报……”我去了以后，王凡经常来交际处了解情况，周兴也来过多次。

我到交际处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情形确实很复杂。交际处是一个招待外来宾客吃喝住行的单位，但实际上工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对工作人员要求很高，既要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善于执行我党政策策略，又要机智灵活、应变能力强。

交际处担负的情报任务很重。上级给交际处派了一个警卫班，在大门口站岗放哨。金城又叮嘱传达室，每天出入的人员都要认真记录，夜晚出去的人员更要记录出入的具体时间。为此，交际处在传达室的纸窗户上安了一块玻璃，这在物质条件困难的延安，是很难得的。后来，为了加强交际处的工作力量，边区保安处还给交际处增派了一个秘密盯梢组，在交际处门外一带活动，由我直接领导。

金城特别重视做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员的工作，周励武、徐佛观等国民党联络参谋由他直接负责，我和交际处招待人员则负责和报务员、译电员等随员打交道。

金城让我跟招待人员一起，和国民党联络参谋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日夜留心他们的活动。那时交际处的招待人员，同时又是精干的侦察员。经过金城的培养教育，他们不但政治上坚定，且都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素质比较高，举止文明礼貌，谈吐文雅，为客人服务很热情周到。有时国民党联络参谋故意把钱或金戒指“掉”到地上，企图来腐蚀利诱我们的招待人员。但是招待人员在扫地时，捡起了他们的钱和物，立即如数还给他们，不受他们的引诱和利用，还把情况及时上报。招待人员都经过训练，每天把国民党联络参谋房间内的废纸都从字纸篓里捡出来交给我。我把那些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从中知道他们的动向和关注点。在整风时期，我们有一次发现，他们在一篇《解放日报》社论上又圈又点，在“小广播是敌人的义务情报员”这类句子下边画了重重的红圈，由此我知道他们正从我们报纸的社论中分析出我们党内正在进行的整风审干工作。我每天把得到的情况都向金城汇报，并向王凡报告。

圆满完成窃取军统密电码任务

交际处圆满完成过很多上级交办的情报工作任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是窃取军统密电码。

当时，国民党联络参谋同重庆方面经常有电报往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窃听设施，只好让招待人员用耳朵窃听，并强记下来他们“嘀嘀哒哒”的电报信号，然后把这种信号报告给枣园社会部七科专门管收译电报的同志。但是我们盯了一个月，枣园的同志仍不能收到他们的电报，怎么办呢?我们的心里非常着急。有一天，我到金城房间里打电话，没料到从听筒里传来了“嘀嘀哒哒”的发报声，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发电报的声音吗?十分清晰，我屏住呼吸，注意倾听，直到声音完全中断为止。我高兴极了，立即报告金城。我们马上把招待人员找来问：“他们刚才是不是在发电报?”“是，他们刚刚发完报。”招待人员确认了这一事实。我喜出望外，立即把这一发现由王凡报告给枣园的同志。枣园的同志给我送来了一台收报机，秘密地放进了我的房间里。后来，每天只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一发报，招待人员就来通知我。我和枣园的同志架起收报机，军统特务跟重庆的电报就被我们清清楚楚地收到了。金城和我都特别高兴。

可是，电报信号虽然都收到了，却没有密电码，无法破译，怎么办?新的困难又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个时候，边区保安处为了加强窃取密电码工作，曾调王再天和刘坚夫来交际处工作，情报科长李启明和王凡也经常到交际处来，和金城一起研究工作。后来经上级领导批准，决定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电码本，由金城担任这一特别任务的第一线总指挥。

这个行动从1943年夏天开始，延续到1944年春。经周密研究，我们把行动确定在一个国民党联络参谋回重庆去汇报工作，交际处只剩下另一个联络参谋和译电员等随员的这一段时间内。当时交际处有三个科——联络科、招待科和行政科，均在金城统一指挥下，明确分工，从处长到厨师，再到警卫班，来了个总动员。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和步骤都十分明确，大家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金城要求我们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

但是，开始时，有的同志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搞得交际处空气紧张。国民党联络参谋们把密电码本随身携带，随时提防着我们。

金城反对这些简单化的做法，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告诉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互相结合，用公开工作为秘密工作做好掩护，特别强调了服务态度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要求每一个招待人员保证做好客房的清洁工作，每天打扫房间，太阳好的天气勤洗、勤晒被褥。金城还亲自征求客人对伙食的意见，和客人商定菜谱，如有客人对某一个菜不满意，可以换菜，叫厨房另做。客人对伙食非常满意。机关里开舞会、开晚会或者看戏，原本是不请客人参加的，但这时金城让我去请客人来参加，当然也请国民党联络参谋和他们的随员参加。

由于服务工作搞得好，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员和我们招待人员关系逐渐融洽，越来越放松了警惕，开始不把密电码本揣在身上，而是放在了桌底下的箱子里锁好。

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国民党联络参谋的随员藏在被子里的钥匙和床下放密电码的箱子。

我们拿到钥匙去配时，金城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动作要快，一定不能让人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我们很快配好钥匙，紧接着，领导决定用调虎离山计，以创造机会让我们抄写密电码。

金城派联络科长周韧把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员请到杜甫川去春游和野餐，派我带领招待科成员抄写密电码。另外，金城还派一支人马在从春游野餐地点到交际处的沿路，大约每1里路布一个“烽火台”——便衣岗哨。如果发现春游人员开始返回，“烽火台”上的便衣岗哨立即要一个接一个跑步传话，接力报告“敌人”行动的信息，以便家里的我们立即收摊，不给对方留下任何痕迹。那时工作条件艰苦，没有步话机、对讲机，更没有手机，金城只能发明布置了这种“烽火台”，以便最迅捷地接力传递消息。

金城又召集了杜维、陈基等同志，大显烹饪手艺，为这些春游者做了烧鸡、酱肉、卤鸡蛋和点心，还带上了我们交际处“足食园”自己做的梨子酒等饮料和几条大生产运动中自己织的毛毯。周韧和联络科的同志，陪他们到流水潺潺的延河边，吃饱，喝足，躺在河滩上晒太阳，尽情地享受明媚的春光……

那一天，当客人们出去春游以后，我们招待科的全体成员，在金城直接指挥下抓紧时间开始了紧张的战斗。我们顺利地开锁，打开皮箱，果然，一本用白线钉好的白色纸张的密电码本出现在眼前，我们如获至宝!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我们只好把本子拆开分成几份，由冯明德、李思文、任敏坚和我等几个同志，每人抄一部分。既要求抄得准确，绝对不许抄错一个密码!又要求抄得快，抓紧分分秒秒;还要求抄写整齐清晰，以便我们的译电员用来准确破译敌人的电报。这个工作多么让人紧张啊!

我们几个人在一间事先准备好的房子里紧张地抄写起来，其中冯明德字写得最好，而且抄得最快。直到“烽火台”岗哨传来了客人们已经酒足饭饱，踏上归程的信息，我们才收集好拆散了的密码本，整理整齐，又用同样的白线将密码本缝好，照原样放入皮箱并锁好，将皮箱送回床底下。接着，我们又把房间收拾干净，锁上房门，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由于密码本很厚，过了两个星期，金城又安排周韧他们陪国民党联络参谋及其随从去看平剧(京剧)，而我们又在家里紧张地抄写密码，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密电码的任务。

枣园的同志利用我们窃取的密电码，成功破译了国民党联络参谋跟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我党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例如：尽管蒋介石三次电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但他并没有料到毛主席真的会到重庆。后来毛主席突然决定飞往重庆，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毛主席为什么敢于赴重庆参加谈判呢?这就鲜为人知了。今天实事求是地讲，这其中有交际处窃取密码本的功劳。正是依靠交际处窃取的密码本，枣园的同志破译了重庆谈判前夕国民党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密电，从而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部曾为此专门对我们进行了表彰。

忠诚与尽责的金城处长

金城是一位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他在交际处这一十分复杂的环境里，做了大量友好接待工作，同时又领导我们对进来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为工作的性质，一直默默无闻。正如罗青长在金城逝世时所说：“金城同志生前是无名英雄，死后仍然是无名英雄。”

在我印象里，金城对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记得有一次在接待处院子里聊天，《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挑衅说：“你们交际处还有‘接待狗’啊?”金城立即回答：“我们交际处，人来人接待，狗来狗接待!”只言片语体现了他的斗争艺术。

金城对朋友热情、诚恳，坦诚地交心谈心。到过延安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如丘琮、邓宝珊、续范亭、张冲……都能跟他倾心交谈，有的还成为至交好友。张冲后来还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金城对自己的同志非常关心、爱护。记得有一次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带着第二任老婆，从前线一二九师回到延安交际处，我们派了一个保姆关淑珍给他们带孩子。结果周励武调戏关淑珍，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金城找周励武谈话，严厉地训斥了他，叫他给关淑珍赔礼道歉三鞠躬后，才饶了他。

金城组织观念很强，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凡遇到比较重大的问题，他都及时请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八路军叶剑英总参谋长等领导人。对于领导的要求和指示，他都是不打折扣地执行，并及时向交际处工作人员传达，从不拖拉推诿。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来电报说英国的克里普斯夫人要访问延安，请交际处做好接待工作，并特别叮嘱克里普斯夫人吃饭要求清淡，应当尽量满足她的习惯。金城连夜召集我们开会研究接待克里普斯夫人的计划。结果克里普斯夫人对伙食非常满意，顺利完成了访问延安的计划。

交际处是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的地方，那时我们在交际处工作的同志，都能经常亲耳聆听到领导同志的教诲。他们有时事前通知，有时是想来就来。那时上下级之间没有太多等级界限，首长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更没有警卫森严的阵势。毛主席常常说来就来了。有一次，金城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那里去开会，大门口的警卫班打电话说：“毛主席来了!黄科长(我当时已升任接待科长)你快下来!”我急忙从山上下来迎接。我陪着毛主席上山去看客人，他边走边问我情况，“金处长在哪儿?” “他到林老那儿开会去了。” 又问：“客人们每天能吃上肉吗?”“能吃上肉，小灶每顿四菜一汤，有时还能吃上鸡，现在大生产以后，伙食好多了，还能吃上大米饭和白面呢。” 毛主席很满意，又问：“交际处订了多少报纸?”我回答：“只订了一份《解放日报》。”毛主席说：“要多订几份报纸，还要订咱们出的杂志，也要订外面的报纸(指国统区的报纸)。”毛主席又问：“现在交际处住着什么客人?”我一一告诉他住在交际处的民主人士。毛主席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看山下，又抬头向山上看了一看，指着脚下的山路问：“这条路是谁修的?”“这条路是金处长带领我们工作人员自己修的。” 毛主席说：“修了路是好事。可是，为什么修成一条直路?不修成‘之’字形的路呢?这条路直上直下，你能走，金处长也能走，我也能走。你们想没想过，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走起来，直上直下，多么费劲，弄不好要跌跤的，应当把路改成‘之’字形的才好……”那天晚上，我向金城汇报了毛主席关于订报和修路的意见，金城听了以后，第二天就带领我们把山路改修成了“之”字形。从此，老人们上山下山就省力多了。接着我们又很快解决了增订报刊的问题。

现在回忆起来，在交际处的那一段工作，是我成长进步最快的时期，领袖的教诲，金城的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张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