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走美国的清华天才,又请辞清华副校长,正在酝酿一个撼动全中国的

从2015年开始，他在杭州筹划，创建一所民办大学，即“西湖大学”。一个月前，他又放出“豪言”：

到2019年年底，西湖大学师资规模，将超过拥有2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洛克菲勒大学，教师科研水平很可能成为中国之最;5年后，教师科研水平比肩，东京大学、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成为亚洲一流;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和加州理工大学媲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许多人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刚刚，他居然请辞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副校长职务。只为全职执掌西湖大学。他说：

这是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脚踏两只船”不符合，我一贯的做事风格。从远走美国，到突然弃美归国，再到如今的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在酝酿一个撼动全中国的惊世计划……

他，就是施一公。

1967年5月5日，施一公生于河南郑州，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

他出生时正赶上，河南省“文革”高潮，然后就是武斗，在那个人人给孩子取名叫“文革”、“敬东”、“颂东”的年代，父亲却为他取名为“一公”，希望他长大以后能一心为公。他说：

父亲赋予我这个名字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两岁半时，他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的小郭庄。母亲告诉他，全家被下放的重要原因，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

而他们全家被下后就一直住在牛棚里，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牛棚已成为他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他一生将父亲视为最崇拜的偶像，父亲聪明，性格爽朗，无所不能，为了让家人住得更舒适一些，父亲弄来高粱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

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理发师，他说：“我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到小学毕业，也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

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上世纪70年代，他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等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父亲还当过老师，数学物理都会......父亲还很热心，邻里乡亲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他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父亲对孩子们既慈祥又严格，他总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

这种耳濡目染的成长环境，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

他打小就不让父母操心，开启了开挂模式，是个妥妥的大!学!霸!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是第一名，1985年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即使是在众星荟萃的清华园，他仍然秒杀其他同学，年年都名列年级第一，无人能够撼动。

有人说，成绩好有什么用?还不是书呆子吗?可他彻底颠覆了你的想象。他不仅成绩好，还是运动健将，跑步、游泳、滑雪……都不在话下，他在清华校运动会上多次创下竞走纪录，一直到他从清华毕业五年后，纪录才被人打破。

他说：他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对他影响最深的人就是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30年前的那一天，1987年，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一场悲剧深深地伤透了他的心。

1987年9月21日，当时他还在清华读书，父亲却在河南老家意外被车撞倒，还好这位司机有良心，没有肇事逃逸，以最快速度将父亲送到医院。

刚到医院时，父亲的血压心跳都正常，只要及时医治完全能够得救。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却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500元押金才能救人。

司机急得四处找人，用了4个半小时，才好不容易筹到500块钱，可他父亲的生命，却在等待的过程中悄然消逝了……

得知噩耗后，他悲痛欲绝，那是他多么崇拜，多么深爱的父亲啊。

而父亲却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

这个事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他，打击太大了，他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他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

整整一年多时间，他常常夜不能寐，好不容易睡着也会做噩梦：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这个曾经积极向上的少年，开始怨恨痛恨整个中国社会，那时他还思考了许多办法，想报复那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医生。

可是，后来每当他想起，父亲为自己取的名字时，他就抑制住了内心的冲动。渐渐地，他想通了：

这样的悲剧不止于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像我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

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多人，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我更应该子承父志，如果自己真的有抱负，敢担当，就应该去用行动去改变社会，让父亲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

1989年，他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

1990年初，他获全额奖学金，入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霍普金斯大学。

1997年，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的他，就被美国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助理教授;

1998年，他在普林斯顿创建了独立实验室，因为研究成果，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他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的首位华裔学者。

2003年，年仅36岁的他又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年轻且学术造诣深厚，成了世界各个顶级大学争相竞聘的对象，为了他这个难得的人才，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无比优厚的条件：

他的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

生活上就更不必说了，学校为他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2007年，他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然而2008年，意气风发的他，却在众人喝彩声中突然掉头，选择“裸奔”回国，为清华大学全职工作，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惊呼：“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更是极力挽留他：只要你愿意在大学保留半职，你就能获得高达10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作为一个科学家，美国可以为你，去为全人类做贡献，提供最好的科研支持。

朋友们也都苦口婆心地劝他：“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而在更多其他人的眼里，拥有美国绿卡，那是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啊。

可他却坚定地说：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回国就是回家，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

他回国后，也迅速引爆了舆论，许多人都怀疑他目的不纯。

有人说，他是回来捞钱的;有人说，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面对质疑他感到很伤心，难以理解：

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他决定，用事实和行动来证明这一切。

他在清华白手起家，从仪器都设备，一点一点开始重新创建实验室。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到过，自己回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

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他手把手地亲自教学生做实验，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他的教育方法很另类，喜欢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跟他唱“反调”，甚至怂恿学生挑战他，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在他看来，学生就应该有个性。

私底下，他还是学生的好朋友，他常常组织学生去爬山，课余时间与学生讨论任何问题，关心学生要吃好穿暖…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他清醒地教育学生：让价值观回归理性，不再用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而是去问自己，是否真正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价值，对百姓、国家、乃至世界的意义何在?用科学报国，才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耀。

他说：现在学生受物质主义冲击太厉害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坚定地往前走。

回国后除了育人，他在科学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在《细胞》《自然》《科学》这世界三大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2014年，还荣获了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爱明诺夫奖，这是该奖第一次颁给中国科学家。更有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认为已经达到了“诺奖级”水平。

但是回国一段时间后，他一边搞研究，一边观察国内实际状况，他也亲眼目睹、经历了许多潜规则，从心里深处为祖国感到焦急。

有话直说的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达对国内教育与学术状况的观点，他说：

当今中国是经济强，但科技弱，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却排在20名开外。

有人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地开花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

而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学术上，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

这样的国内环境，让他忧心忡忡，于是他一肩挑起了三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结果这让他遭受了更大的质疑和攻击，人们都骂他根本就是为了从政才回国的，更有记者犀利地问：“你究竟是更愿意做一个体制的改革者，还是只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而他坚定地说：“为了科研能做好，有必要做一点前者。”他并不希望被行政事务捆住手脚，可不做的话，他就无法为学生，在人事改革、教学改革上尽一份力。

中国的教育到底有没有毛病?他说：有!因为中国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原来他回国除了为祖国搞科研，更是在酝酿一个，能撼动全中国的惊世计划，那就是：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说：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提。

一百多年前，美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其大学实力远在欧洲列强之后。

在随后的一百年里，美国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国力，全力发展其大学体系。

五十年前，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称雄世界。如果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个大国可以在某个方面取得突破，一个小国也可以达到全国富裕。

但是纵观近代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科研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能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

他深深明白，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中国的整体教授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于是，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引进高水平人才、实施新时期人才布局的建议。

随后，中国才正式开始实施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上，他倡议：

教育部应该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会有严重的干扰。

而他作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也引发了一场轰动的“施一公效应”，影响了一批批海外学者回到祖国效力。他们中很多人直言“施一公都回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就连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培养的优秀学生颜宁、柴继杰、吴嘉炜等也纷纷选择回国。

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今天在他的带领下，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

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国际评估组来到清华，评估的结果是：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短短5年，他就先后把全球70多名，优秀人才引回了清华大学全职工作。从前都是中国痛呼人才流失，而现在因为他，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惊呼：

“也许因为施一公，中国对美国的智力流失开始反转了!”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的曙光。

中国有这样的，科学家，教育家，官员，那么中国的教育，一定光明无限好!如今，在教育改革，科研改革的漫漫长途上，他还在继续奋力前行着。

他曾说过：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的耳边：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科学为梦，一心为公，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家，一个沸腾着热血的风一样的男子!

施一公，我们向你这样的优秀中国科学家，致敬!点赞!
 

责任编辑：张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