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贫富差距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也并非一日之功。但是,必须目标明确,方向准确,让收入差距回到合理的区间。”“如果我们社保体系更加完善,看病、养老、住房、教育后顾无忧,这种不安情绪会有所缓解,对于收入的不公平感也不会那么集中和强烈。”
——— 收入差距究竟差在哪,我们为什么觉得分配不公平……记者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探讨现阶段收入分配的诸多问题。
收入差距究竟差在哪?
记者:在您看来,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功成: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个人先天的禀赋与后天培养的能力会存在差异,提供劳动的价值就会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获得的报酬自然不尽相同。
二是人生机会的差别。每个人获得工作的机会不同,收入水准也会不同。如同样一位教授,在香港找一份教职所获得报酬就比在北京的高。但能不能找到那份收入更高的工作,这与求职机会和双向选择有直接关系。机会虽然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但有准备的人并不必然有同等的机会。
三是分配制度的差异。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分配制度,会明显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有可能弥补由于个人禀赋差异或者机会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则会放大这种差距。
记者: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呈现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如何产生的?
郑功成: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以共同贫穷为时代背景的,也是在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普遍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出现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收入差距的出现首先应当看成是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揭示了从共同贫穷走向共同富裕必然要经历一个贫富差距过程的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以效率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某些生产要素禀赋差的个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甚至陷入贫困;加上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改革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带来的发展机会也不同。因此,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应当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
当然,一定的收入差距出现的合理性,并不能掩盖现阶段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些应当避免或者应当矫治的原因,即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比如,近30年来,由于当初资本极度短缺而劳动力似乎可以无限供给,很自然形成了重视招商引资和轻视劳工权益的倾向,明显存在着强资本、弱劳工的状况,劳动者所得长期偏低,劳动报酬占GDP之比明显偏低。再比如,由于一些政策原因的影响,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明显不合理,垄断行业收入高,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别过大。更不要说贪腐等违法现象、回扣等灰色收入,以及那种依靠掠夺资源、制假售假致富的现象。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
所有差距都不该存在吗?
记者:应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的存在?
郑功成:因为有个人禀赋、发展机会不同等因素的存在,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有收入差距都是正常的。合理的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根据人的能力与贡献大小支付有差别的报酬,应当是一种可以激发劳动者向上竞争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正向机制。
但是,有一部分收入差距,是依赖权力的寻租、垄断地位取得的,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也会带来不公平。
我们所倡导的缩小差距,针对的是差距过大和不合理的差距,我们要纠正的是失范的、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导致的收入差距。
记者:缩小收入差距,您觉得抓手在哪里呢?
郑功成:从历史、辩证的视角出发,今天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以往三十多年渐进改革与政策倾斜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非一日之寒,要想彻底解决也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对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不能期望一招奏效或者可以采取单项措施毕其功于一役,它同样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利益调整,只能渐进。但是必须明确目标,找准方向,让收入差距回到合理的区间、可容忍的程度。
比如,我们曾经在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报告和专门的收入分配改革报告中,都期望到2015年时能够遏制基尼系数持续攀升的势头并降低到0.45,到2020年下降到0.4,以后再逐步降低,至少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目标。
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公平?
记者:现在公众对于收入的不公平感真的如此强烈吗?
郑功成:最近这些年,我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调研,得到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对收入分配持不公平感者比较广泛。
记者: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是对自己的劳动价值缺乏充分评估和判断,还是不公平程度真的如此严重?
郑功成:导致人们感觉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来源也是很复杂的。我大致分析过,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是收入分配确实存在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低收入群体有失落感。
第二,现行分配制度并不公平,没有实现劳有所值。我一直都倡导,保证劳有所得是第一步,实现劳有所值才合理,即获得的收入应当与劳动价值相匹配;最后应当实现劳能共享,即通过劳动不仅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还能够参与企业收益的分享。显然,我们还没有真正实现劳有所值,在一些地方甚至劳有所得都还没有完全实现,拖欠工资现象就是典型例证。
第三,收入分配的失范现象并不罕见。收入分配不透明,灰色收入仍然存在,在这种不透明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下,人们总觉得别人可能有别的收入渠道,收入比我更高。这就是一部分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收入并不低的人也觉得自己遭遇了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第四,缺乏稳定的安全预期,它带来不安和焦虑的情绪,放大了对于收入状况的不满。一方面,我们的工资缺乏正常的增长机制,很多人都无法预期在一段时期之后,收入是不是能够得到增长,生活是不是能因此得到明显改善。对收入增长缺乏信心,直接导致了焦虑的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人们后顾之忧颇多,也加重了不安全感。如果我们有完善的社保体系,看病、养老没有后顾之忧,买不起房的人能够获得稳定的保障性住房,这种不安与焦虑情绪就一定会明显缓解,对于收入的不公平感也不会那么集中和强烈。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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