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郑永年：再谈小平“南巡”(2)

搜狐财经：经济改革中难免会出现利益群体，那么，是不是可以缩小他们的利益?

郑永年：“南巡”之后的经济空间扩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市场经济的被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这样，整个中国社会就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并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并且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进入经济领域。选择退出政治的不仅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群体，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来生活在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他们以“下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里，整个中国社会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那么，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今天，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搜狐财经：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什么样的?

郑永年：权势阶层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他们极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想变革。有人说，他们想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把目前的利益格局固化，并被没有道理。不过，这个群体并没有牢靠的安全感，心里很不踏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中国社会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但在全世界到处寻找他们认为是安全的地方，随时准备“退出”中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变革来巩固已有的利益。要变革，这个阶层当然需要“思想”。他们的不安全感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缺乏“思想”来论证其所拥有的权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经常成为社会的“弃儿”。

中国社会近年来越来越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使得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要追求其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这个阶层经常毫不犹豫地从其它任何地方、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中借用一切对他们有用的思想意识。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不相信任何主义，但可以包容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主义。就是说，权势阶层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主义”是百花齐放的，各种“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整合性。

现在，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中产阶级一方面人数还少，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这个阶层来说，理想就是稳定、发展、不折腾。法治和法制无论是保持财产还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来说都非常重要。今天，他们对这些年的法制倒退忧心忡忡，不少有条件的人已经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说，这个阶层也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喜欢左，也不喜欢右。从长远来说，他们应当也必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避免中国社会受来自左右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在目前来说，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代表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些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