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郑永年：再谈小平“南巡”(3)

搜狐财经：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思想界能形成集中力量吗?

郑永年：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这个复杂群体是今天中国最分化的。他们的大部分已经为权势阶层所吸纳，成为了典型的利益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来源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决定了他们的理想。

中国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对社会的愤怒状态。他们的愤怒经常被其它各种激进的思想所利用。他们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断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方向极其不明确。尽管如此，草根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草根群体中已经出现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实际的思维。他们接近中国社会，或者处于社会的最底端，因此了解中国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开始远离传统理想主义争取，而转向了争取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权力。于是乎，他们开始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空气、交通、医疗、教育、住房、社区等等都包括在内。一句话，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而转而追求可以触摸得到得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并不想得到政治权利，而是意识到权利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

与八十年代一样，一边是社会政治理想主义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每况愈下的党政官员的腐败。所不同的是，现在的腐败规模不是八十年代所能相比的。八十年代的腐败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并不大。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仍然很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过，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腐败造成的危害谁都很清楚。

搜狐财经：看到中国今天的发展，很多人争议要不要再一次南巡，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社会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时期。因此，中国需要再一次“南巡”。今天中国社会的民怨大多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解体，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

搜狐财经：经济改革如何再找到出发点?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一旦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任何形式的顶层设计会是空中楼阁。

搜狐财经：这一轮的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郑永年：首先就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中国的改革往往首先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的。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公推直选等等。这些地方的领导层面对现实各自寻找着适合自己情况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在很多年里，中国曾经流行“红色旅游”，从源头来寻找灵魂，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面向过去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是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如果不想被革命，那么惟有改革。邓小平的“南巡”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寻找改革目标，寻找改革动力。在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到改革灵魂，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把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到下一个阶段，以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采访/整理 孟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