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迪万元羽绒服被疑A货 揭示奢侈品代工潜规则

2010年11月,北京商人孙先生在芬迪新光天地店和国贸店各买了2件芬迪羽绒服,一共花了89200元。随后他将这4件羽绒服都送给了生意伙伴王老板。孙先生说,买衣服的时候,店员一再告诉他,服装原产地为意大利。他也看过羽绒服的中文标签,产地标注为意大利。

2011年5月,孙先生突然接到王老板司机的电话,让他下楼取东西,司机将一个大购物袋搡到他怀里。孙先生一看,正是那4件羽绒服。司机挖苦道:“你是不是拿A货(仿货)糊弄人啊?”孙先生尴尬地接过被退回的礼物。

4件羽绒服近9万 送人却被疑“假货”

孙先生找来英文好的朋友帮助,才发现羽绒服内衬夹缝处的水洗标签上,用英文标注着“MADE　IN　BULGARIA”(保加利亚生产)。

孙先生说,为挽回面子,他又花15万元买了两款LV(微博)女包送给了王老板。2011年8月,孙先生起诉芬迪(上海)商业公司(以下简称“芬迪公司”),以标签和服装实际产地不符构成欺诈为由,要求双倍赔偿178400元。

芬迪辩解:误将原产地标注为意大利

在法庭上,芬迪公司同意退货,但不同意双倍赔偿。

芬迪公司的律师承认涉案羽绒服确实产自保加利亚,但举证表示,是芬迪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区发货时,开票时误将产地标注为意大利。其工作人员在错误指示下制作了中文标签,以致孙先生所购产品的中英文标签产地表述不一致。

另外,律师称:“那么贵的羽绒服,孙先生一次性地付现金,这和一般的奢侈品消费行为不吻合。一买就是4件,购买动机也让人怀疑。”

法院审理:并未隐瞒真实产地 芬迪公司不属欺诈

2011年10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退货退款,但认定芬迪公司不属于民事欺诈。孙先生提出上诉。

孙先生的代理人祝维娜律师提出质疑:意大利方面“碰巧”发出错误配送信息,关联公司“碰巧”未经验证就制作了中文吊牌,质检人员“碰巧”没核对就批准商品销售。但是这些“碰巧”不是芬迪公司的失误,而是故意欺诈。

2011年12月14日,二审法院裁定该案维持原判。二审法院认为,涉案羽绒服的水洗标以英文标注了实际产地,可见芬迪公司并未隐瞒真实产地,所以不能认定芬迪公司实施了欺诈。

但有专家认为,中文标签印的产地是意大利,英文标签印的产地是保加利亚,是明显的欺诈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商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双倍返还货款。

芬迪国贸店 “保加利亚产”不少见

在诉讼过程中,芬迪公司承认:“涉案服装系芬迪意大利公司委托保加利亚生产商进行生产,后由保加利亚的生产商将服装寄回意大利,由芬迪意大利公司统一发货给我公司。”

芬迪公司坚称,之所以衣服上的中文标签标注了“意大利”,是因为芬迪意大利公司传过来的信息就是“产地意大利”。

芬迪公司的律师还提交给法院一份《产品情况说明》。从随附的清单里记者发现,2010年11月,仅芬迪国贸店就销售过“保加利亚生产”的秋冬季服装21款。在该店销售的“2011年春夏季商品”中,包括罗马尼亚产服装2款,乌克兰产服装4款,而皮衣则全部产自中国。

在网上,记者找不到任何关于芬迪服装代工的消息。在两家店内记者查看到的服装标签,产地全部标注为意大利。国贸店一位售货员很确定地告诉记者,芬迪所卖的针织品和皮草原产地都是意大利。但是,另一位售货员则称,“羽绒服有部分不是意大利产的”。

芬迪品牌回应:

就产品代工问题,记者致电中国的芬迪公司。负责媒体接待的员工表示,在法院已经判决的情况下,芬迪没必要再做更多说明,但保留解释的权利。

该人说,芬迪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是低调做生意。

律师炮轰:芬迪等大牌可谓是“洋达芬奇”

陈旭明律师表示,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特点就是要买就买“正宗货”。

“消费者选择你,正是考虑了产地这个附加值。如果产地不是意大利这些品牌发源地,而是其他国家,当初孙先生说不定扭头就走。现在你在这个问题上欺骗我了,没有满足我在附加值上的需求,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怨气!”他说。

对于奢侈大牌利用上述潜规则的“合法”一说,陈旭明则并不认同,他表示:“这种做法,其实和达芬奇家具在保税区‘一日游’的做法没有实质区别!两者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陈律师表示,相对来说,达芬奇的做法还节约了物流成本,降低了售价。严格来说人家达芬奇也没有严重违法之处,但在国内遭受了那么猛烈的炮轰,这些奢侈大牌用同样的潜规则欺骗中国消费者,理应遭到更强烈的炮轰!”

一 哪个国家完成最后加工 哪个国家就是“产地国”

芬迪公司《生产及销售情况说明》中提及的细节让记者产生疑问:服装由保加利亚生产,按常理说直接从保加利亚销往第三国的物流成本最低,为何非要先运回意大利国内再外销。

就此,记者采访了某服装代工公司老板陈军(化名)。他向记者披露了一个惊人内幕:

陈军透露,目前,很多世界级的奢侈品品牌,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是由一些劳动力低廉的国家代工的。

他告诉记者一个流行于这些“大牌”之间的“潜规则”:按照各国的规定,产品在哪个国家完成了最后一个加工步骤,最终成为成品,哪个国家就是“产地国”。因此,“大牌”们便钻这个空子,他们把材料运送到代工国,完成产品加工的大部分步骤后,再将“半成品”运回国内,将最后一小部分加工步骤在本国完成。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原产地还是“大牌”所在的国家。

“打个比方,一个意大利品牌服装,它可以在保加利亚完成大部分加工步骤,就剩下扣子不钉,拉链不装,之后将‘半成品’运回意大利,让工人把扣子钉上,拉链装上。”陈军说,“这套服装在意大利工人手里彻底‘完活’后,它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时,原产地可以堂而皇之标注为‘意大利’,而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算是虚标、错标。”

二代工“半成品”运回国更省关税

这种特殊的加工方式, “大牌” 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陈军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产品能得以标注一个好听的“产地国”;另一方面,将代工后的产品运回国内,还能节省关税。

三“半成品”奢侈品关税难核定

他解释说,在没有完成最后生产步骤、未加商标的情况下,代工后的产品只能算是“半成品”,“半成品”的成本难以核定,因此将其运回本国的关税要比运回成品的关税低得多。

陈军告诉记者,“大牌”们对外也有很多说辞,比如,虽然只差缝个拉链,但它可以说代工国的机械工艺达不到要求,只有本国的机械工艺才能达到标准;还比如说,本国工人的手工工匠有着‘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技术,代工国的工人水平比不了。

四 是否属于代工 消费者难以识别

陈军还向记者透露,很多著名奢侈品品牌的牛仔裤,其实主要的加工步骤是在土耳其完成的。因为土耳其的牛仔裤面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般的大牌牛仔裤的面料都使用土耳其的,因此在土耳其代工能节约成本。

“但通过上述潜规则,最后回国装个拉链,产地就变成意大利等大牌所在国了。这一点,相当多的奢侈品爱好者是不知道的。”他说。

他说,虽然是产品代工,但由于目前各国的生产工艺、工人技能都在不断提高,一件从始至终由意大利工人生产出来的服装,和一件由中国、越南等代工国完成主要加工步骤的服装,消费者一般是看不出来差别的。

“只有个别特别高端的东西,由于机械工艺要求特殊,对工匠技能也有特殊的要求,只能在意大利等大牌所在国生产。”他说。

尽管陈军表示,“无论奢侈品在哪儿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都几乎一样,消费者更应该认同的是品牌、用料、设计等产品附加值”,但他也承认,对于那些“大牌”来说,上述潜规则是不情愿让消费者知道的,代工问题是很保密的。

“我曾经在国内到处打听一个著名品牌的代工工厂在哪儿,但根本打听不到,这个品牌的公司拒绝透露。”他说。

五 副线品牌代工国家制造

多年来,奢侈品的制造环节向中国的转移是一个有选择的渐进过程。许多奢侈品牌旗下通常都会有一些材质相对便宜、做工要求稍低的“副牌”,这些“副牌”就被最先转移到中国。

拿PRADA举例,他们主要将低端产品线放在中国来代工生产,也就是俗称的“红标”产品(红色标签产品)。产品的材质也相对便宜,真皮材质的许多高端产品线仍留在意大利生产。令PRADA感到不放心的是,近一阶段,奢侈品在中国麻烦不断,许多品牌都惹上质量问题。出现最频繁的就是染色不合格,出现掉色等现象,严重影响声誉。PRADA上市之后,面临的监管和舆论压力更大,公司不得不对生产环节加倍重视起来。

六 高销量促使品牌寻求更多代工国家

目前欧美奢侈品的中国代工厂主要集中在东莞等地,但规模并不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奢侈品牌越来越多地选择上市,每一阶段的财务压力都会越来越大,公司必将设法扩大销售终端、增加产量。由于中国制造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技术水平近年来提高很快,奢侈品牌会越来越多地选择代工的方式来扩大产量。

一般奢侈品在国外代工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在国外生产成品,比如Armani有七条生产线,最顶端的GiorgioArmani是在意大利生产的,EmporioArmani就有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一种是由国外企业代工部分工序,“我曾经和一个中国企业老板去日本找刺绣工匠,后来发现跟我们合作的那位工匠,也为香奈儿提供手工刺绣业务”;最后就是完全授权经营,比如皮尔-卡丹就授权很多中国企业生产一些中低端产品,比如羽绒服、袜子。

“其实产品外包或找代工,对于奢侈品来说是有风险的,会影响到品牌的整体形象甚至公司经营状况。这种做法的确会降低成本,并有可能把低收入人群培养为其高端品牌的消费者,但也会稀释其品牌价值。”曾明月解释说,1994年前后,GUCCI就曾经把一部分外包出去,但企业甚至因此破产,“毕竟奢侈品不是快消产品,走的不应是大众路线”。

(责任编辑：傅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