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念白(2)

于会泳属于正宗的一代贫下中农苦出身，根正苗红。1925年6月24日，他出生于山东威海乳山南端的一靠海渔村，原名于会永，小名永顺，17岁时自行改名为“于会泳”。他的家乡居民有吆喝民谣的风俗，于会泳自小就耳濡目染，并且深深喜欢上了这种民谣。而胶东当时又盛行皮黄，他渐渐也喜欢上了京戏。由于他对民间文艺的酷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京胡、三弦、笛子等乐器，而且越玩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

抗战期间，于会泳的老家是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了创作生涯，所显示的才华让他顺利进入了部队文工团。

于会泳是个孝子，父亲早逝，靠母亲拉扯成人，他对慈母有着深刻的挚爱，可是在战争年代却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革命性高于孝悌，还是孝悌高于革命性?于会泳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他政治上的单纯一面，始终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的顺序。正是这个没搞清楚的问题，几乎牵扯了他一生，对他后来在文革中追随江青、效忠“四人帮”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抗战结束，内战烽烟又起，1947年3月于会泳所在部队文工团遭到国民党部队围攻，当时的战况要求文工团疏散，年轻的于会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活到战后，他的手头刚好有一包部队分发的物资，他打算，如果自己死了也能给母亲留下一点“遗产”，于是他写下这样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们：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地址)。”

另附一张背面写着老家地址的照片。但于会泳显然有些犹豫，他询问文工团教导员张显可不可以这样做，张显觉得这样不好，把纸条收了起来。

战事结束以后，张显将纸条上交给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马少波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一种“变节”行为，召集全体文工团员对于会泳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于会泳被隔离审查，随后调离文工团，调入《胶东文艺》搞些誊写工作。

这张主观上没有“投敌”动机、客观上也没有形成任何事实、同时表明他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纸条，没有落入“蒋军兄弟”手中，而被自己的同志装进了档案。

此后，于会泳战战兢兢、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业务上。他的音乐技能以及对音乐的理解有了飞速提高，并以交口称赞的工作成绩重新回到文工团。

运动

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和频繁，于会泳因为这张纸条，几乎成了所有政治运动中的“反面角色”，档案里的材料也越来越多。

1949年，随着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于会泳来到了一个新时代，同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推荐到“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1956年11月正式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学习，11月被批准入党。在上海的一年学习中，他的多才多艺、勤奋好学给院长贺绿汀留下深刻印象，当他以优秀成绩毕业时，贺绿汀决定留下这位才子。于会泳这个乡土艺术家成了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上海安家成婚。

1953年秋，新婚不久的于会泳便回山东展开了调研工作，几个月的努力，他参与完成了许多民间艺术的整理工作。

就在于会泳潜心研究、并得意于业务成就时，阴影却朝他袭来。

“胡风事件”之后的1955年6月开始了“肃反”工作，上海音乐学院主持这个工作的是萧挺，他原本想发挥一下于会泳这个来自老区干部的作用，翻看档案时却发现他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萧挺立刻提高了警惕，觉得此人靠不住。

肃反与于会泳无关，但“反党分子”却是应该有的，他就是放弃在美国优厚待遇的“海归”音乐家杨嘉仁。于是组织安排于会泳对杨嘉仁进行批判，于会泳听话，按组织要求声色俱厉地批判了杨嘉仁。可时隔不久，又发现杨嘉仁没有任何反党行为，这下，于会泳觉得自己上当了，把“同事关系都搞坏了”，便跑到领导那里发了一通火，表示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可是，在“正直而单纯“的领导看来：我是代表组织安排的工作，你说上我的当，不就等于上组织的当吗?

于会泳同样单纯，他批判杨嘉仁，是真的以为他干了什么“反革命的勾当”，当他知道确无其事之后也真的不高兴，认为自己“充当了打手”。于会泳的牢骚使他得到了“党内民主派”的称号，他的牢骚也被装进了档案。

此后，人们又从于会泳编著的民间曲谱、曲调上找到了他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和“剥削行为”，原因是在这些著作上，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前面，拿到稿费也没有与学校分成，因为学校支持了他的调研差旅费。

老实的于会泳一举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运动员”，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短暂下放劳动了一段时间，回到学校后业务上也被贬斥，本来他已经是本科的任课老师，却把他派去做戏剧培训班的短期教员——没想到的是，他的天分和勤奋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此，他走进了中国戏剧的世界，滋生了改革中国传统京剧的想法。

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和频繁，于会泳因为这张纸条，几乎成了所有政治运动中的“反面角色”，档案里的材料也越来越多，什么“党内民主派”“白专道路”等等。这使他在政治上有了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

越是政治上无望，他就把越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造中去，到文革开始前，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著有多部音乐理论著作、论文和歌曲，如专著《基本乐理》，论文《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关于辨别调式问题》《民间曲调研究》《唱词关系研究》，创作了《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党的恩情长又长》这些具有浓郁民间风格而又无地方色彩的曲目，初步形成音乐理论的“于氏体系”，在音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戏剧培训班期间，他一面认真聆听京剧名宿的讲座，一面虚心 向那些精通西洋音乐的理论家们求教，提出了京剧“改用普通话的声调系统”的创新建议，并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京剧理论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成为他日后从事“样板戏”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