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念白(6)

渐渐，造反派们知道了于会泳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知道了伟大旗手对他的器重，他们开始鼓动于会泳造反了。于是，于会泳从病床上站立起来，这一次，他准确地站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第一线。

1967年2月，张春桥已经掌握了上海的最高权力，“革命现代京剧”也于那时改换名称叫“革命样板戏”了。他找于会泳谈话，严厉批评了他在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软弱性，同时又委以重任，令其全面负责“革命样板戏”。于会泳一面抓样板戏的排演，一面有样学样地开始排斥那些有过于己的人，不过，于会泳在这个方面做得始终不算过分。

1967年5月，于会泳被召进京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城楼观礼，江青亲自把他引见给毛泽东，他得到了领袖的青睐。此时，政治气候也逐渐明朗，只有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于会泳彻底脱胎换骨了，从此，他的命运与江青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于会泳自参加革命以后，经历亦算坎坷，历次运动虽不致命，但都有于会泳的份，这对于胆小而懦弱的于会泳来说，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艺术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尊严。江青对他的礼遇简直宛如再生父母，于会泳对江青的投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投靠，不如说是感情上、精神上的投靠，江青给了于会泳一种归宿感，不仅让于会泳尽情释放了自己的才华，更让于会泳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江青用权力赋予了于会泳的威严——尽管同时，让更多人失去了人的尊严。至此，于会泳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的事，不论谁遇到，恐怕再难继续保持自己政治情操，尤其对于会泳这样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政治立场的人。但这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他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连同自己的艺术托付给了政治家，充当起政治打手和玩偶。

于会泳上了这条船，再也下不来了。那，就死心塌地地跟着走吧。

对于会泳人性的一次重大考验是批贺绿汀。这位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我国著名音乐家，对于会泳有知遇之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音乐理念上都持“技术主义”观念，贺绿汀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于会泳，于会泳之所以被江青倚重，靠的也正是手头过硬的活儿。现在要于会泳主持对贺绿汀的电视批斗大会，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从一个不起眼的右派瘪三到万众瞩目的左派头目，于会泳咸鱼翻身，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于会泳主观上没有整人的意识，但他革命的纯洁性经过残酷的路线斗争洗礼、经过张春桥这个政治教师的点拨，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曾经对他另眼相待的老革命，他把那些不符合“政审”要求的人全部赶出了样板戏剧组，不论他们过去做过多大贡献，也不论是否曾经帮助过于会泳。

《杜鹃山》剧照

《海港》剧照

责任编辑：王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