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念白(5)

九大上，“于会泳”这个名字写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于会泳坐到了主席台位置上。有个成语叫“一步登天”，于会泳做到了。大会期间，以《智取威虎山》向与会代表进行汇报演出，演出开始前，样板戏的最大功臣于会泳发言，这个平时不善言辞，语言木讷的于会泳，突然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他在介绍了江青是如何为京剧革命呕心沥血之后，满怀深情地赞美江青“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于会泳的赞美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的。贺绿汀对于会泳有恩，不仅不能庇护他，连自己都有性命之虞，但江青不同，她给予于会泳的是政治生命，让于会泳如凤凰涅 般再生。

文革期间，宣传部、文化部已经被彻底砸烂，全国的文化宣传工作基本停滞，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1970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成为小组成员。上调北京后，他继续苦心经营样板戏，在政治地位上也继续扶摇直上。对于会泳来说，不论在哪里工作，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样板戏”，样板戏被于会泳视为自己的事业，他的投入已经到了呕心沥血地步。自1969年拍摄电影《智取威虎山》开始，八个样板戏逐一要拍成电影，而《海港》《龙江颂》《杜鹃山》尚未最后定型，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于会泳继续发挥着他的才华。尤其在《杜鹃山》中，于会泳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他把原来的唱腔进行了重大修改，为柯湘专门设计了一个象征形象的音型，贯穿全剧，同时，在念白上全剧采用韵白结构，使《杜鹃山》基本实现了歌剧化，而京剧的韵味又得到了保留。《杜鹃山》中“乱云飞”一段真的叫美，对我而言，已到百听不厌程度。

开始，国务院文化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抓样板戏，后来渐渐承担起文化部职能，文化组的班底也就是新文化部的班底，于会泳从组员开始做起，他这种唯唯诺诺、埋头苦干的精神，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欣赏，到八个样板戏电影基本拍摄告竣，他做了文化组副组长，1973年全面主持全国文化工作，1975年初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上恢复文化部的机构设置，于会泳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这个位置是“四人帮”集团在政府机构中所得到的三个部长席位之一，另外两席是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

于会泳在升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之前，他在“四人帮”团队中负责的是一条线的工作，自他做了“副组长”，则要全面负责全国的文化工作，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他都脱不了干系，不论他本人以如何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件。我们从他发迹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个人基本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也没有什么不可示人的政治图谋，但他对江青的服膺，使他必须按照江青的要求去执行工作，而文化宣传部门原本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一旦历史被颠倒，于会泳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于会泳主持文化部门工作期间，中国的政治运动一刻也没有消停过，重大政治事件有“批林批孔运动”“风庆轮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天安门事件”等等;文化事件则有“声讨无标题音乐”“批判晋剧《三上桃峰》”“批判电影《园丁之歌》”“批判电影《创业》《海霞》”，等等，这些事件不论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恶劣的印记，于会泳作为一个实际执行者，承担必要的政治责任也是理所应当的。而文革给中国历史留下的灾难性后果，至今阴魂不散。

历史果真被颠倒了，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于会泳的华美乐章戛然终止。

1977年8月28日晚于会泳自杀，经抢救无效，8月31日，这位天才而又勤奋的艺术家，背负着本不该由他背负的命运走到了生命尽头，伴随于会泳离去的则是中国戏剧史、音乐史、乃至中国历史中永远不会被抹去的八个样板戏。

这一年，他52周岁。

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论懦弱的于会泳是如何哭泣、哀嚎，都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随着于会泳在江青心目中地位的上升，他虚荣心有点泛滥了，他在领导面前炫耀自己和江青的关系走的很近，甚至表示要带领导去见江青。于会泳似乎忘记自己在音乐学院的身份。

但于会泳的这一次“转身”还不够彻底，他档案里的那把材料，平时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令“上音”的每一任党委书记都对他不怀好感。而于会泳的骨子里是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不过是在旧文人的基础上多一点对革命的向往、不过是用自己的知识写了一点文章、谱了一些曲目而已，而证据就是他在给院党委书记的信件上写着“呈奉钟望阳同志”，什么叫“呈奉”?典型的封建奴才的腔调。他的革命意识远远抵不上老资格的革命干部，从文工团的领导马少波，到音乐学院的历任书记孟波、萧挺、钟望阳，等等，他们对待革命的热诚指数、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远远高过于会泳这类职业艺术家，当上海音乐学院的时任党委书记钟望阳从于会泳的档案中看到他斑斑劣迹、再加上于会泳的虚荣心泛滥的时候，他率先向于会泳发难了。

钟望阳首先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了报告，陈述于会泳的历史问题，要求把于调回“上音”，但没有得到张春桥的回音，反而指责了“上音”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而于会泳对钟望阳也渐渐不买账起来。

交织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猝不及防地降临了。

钟望阳虽然身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但他级别远远不到了解文革的目的和方向的地步，于是，他亲笔把于会泳划进了“三反分子”的名单里，这不论对于会泳还是对钟望阳自己都是一场灾难——于会泳发迹之后，造反派们让钟望阳跪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迎接”这位时代宠儿、政治新贵。

怕什么来什么，始终对政治运动胆战心惊的于会泳再次被运动，成为“牛鬼蛇神”成员之一，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论懦弱的于会泳是如何哭泣、哀嚎，都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伴随于会泳的是牛棚、批斗、检讨、交待、抄家，而钟望阳领导的“上音”党委也渐渐失去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于会泳的档案被公布出来，不仅一大堆问题，更有那张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证据确凿之下，于会泳成了名副其实的“叛徒”。

1966年9月下旬，上海市委通知《智取威虎山》、《海港》进京公演，钟望阳再度阻拦了于会泳，可是谁也不知道于会泳在江青眼里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先是张春桥说江青点名要于会泳进京，上海方面最终抵挡不住，想办法把他弄到北京，但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以至10月5日江青审看《智取威虎山》时没有见到于会泳，她立刻要秘书去接于会泳，并安排姚文元在门口亲自迎接，演出结束江青接见演员时，江青又把于会泳拉到舞台中央与她并肩接受欢呼。

《智取威虎山》剧照

《红灯记》剧照

投靠

江青给了于会泳一种归宿感，不仅让于会泳尽情释放了自己的才华，更让于会泳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不过，此时的政治气候并不明朗，中国大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上海的造反派对于会泳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并不以为然，于会泳回到上海，刚到车站就被造反派截住继续揪斗，而且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重点批斗对象，他们让于会泳光着脚，把鞋子挂在脖子上，于会泳被逼不过，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他性格中软弱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被批得精疲力竭的于会泳终于支撑不住，严重的胃病复发，一口鲜血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