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有钱，一定会在中国投资”

5月18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在河北廊坊国际会展中心，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变革与发展话题贡献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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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廊坊国际会展中心，在省政府联合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共同主办的“2012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上，托马斯·萨金特头戴同声传译器，安静地坐在会场的第一排，偶尔会在他那浅黄色封皮的本子上记几笔。台上，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财经》执行主编何刚正与几位官员、学者和商人就“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新路径”展开对话。

此时已是中午12时，一些与会嘉宾陆续离开会场，整个第一排，除了一名摄影记者外，便只余托马斯·萨金特，这让这位69岁老人的背影看起来不免有些孤单。所幸，会议很快接近尾声。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将全场最后的发言机会让给了萨金特。萨金特上前接过话筒，用英语告诉在场的人们：“如果我有钱，一定会在中国投资!”

短短一上午，这已是萨金特第N次表现出对中国的信心。在会议刚开始时的演讲中，这位受华夏幸福基业所邀前来参会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数次用“奇迹”、“惊人”、“神奇”这样的词汇形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在稍后茶歇时，他亦表示：“我一直在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5月17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演讲的前一天晚上，记者拿到了一份粗略的中文版演讲提纲。在这份提纲中，有一处要点被译为“GDP增长大部分源自生产力增长”，这引起了记者的疑惑。

在经济学上，GDP增长主要是靠自然资源、资本、普通劳动和人力资本四项生产要素起作用，这与“生产力”的概念似乎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基于此，尽管这份提纲被命名为“revised(修订版)”，记者仍怀疑“GDP增长大部分源自生产力增长”是一个翻译错误，“生产力”似应另有所指。

答案在第二日揭晓。在题为《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及阻碍》的主旨演讲中，身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威廉·柏克利经济和商业讲座教授的萨金特现场演示的幻灯片上清楚地将GDP增长分解为三个因素的增长：laborforce(劳动力)，physicalcapital(实物资本)，productivity(生产力)，其中，“生产力”作为重点被用红色标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萨金特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在他看来，生产力是造就这一奇迹的最重要因素，美国、韩国、日本亦是如此。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萨金特给出了一组数据：2000年，生产力增长在美国的GDP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对数)为0.7，而劳动力增长占比只有不到0.1，资本增长占比为负值;同样，2007年，生产力增长在中国的GDP增长中所占比重(对数)接近2，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占比约为0。

“我们应该依靠生产力的提升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萨金特由此得出结论。那么，生产力的提升又该依靠什么?

萨金特随后发表的观点新鲜而合理：促使生产力快速提高的首要因素是教育。这与传统经济学中所认为的“二次产业革命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观点不谋而合。

“(中国)为我带来许多非常出色的学生”

作为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萨金特对“教育”的重视在他的学术理论中可窥其一斑。

与传统经济理论所持的“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变动”这一观点不同，动态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受技术冲击的驱动。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跳跃到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 这就对教育提出了要求。

萨金特强调，教育是产生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渠道，每个国家都应格外重视建设优秀的大学。他对中国的大学教育现状持乐观态度：“中国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中国的一些大学甚至比美国的更好。”

与萨金特的乐观态度不同，在中国，关于大学的反思正在继续。

早在2010年7月，我国就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教育发展根本靠改革”的思想，并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的措施。两年后，一向被公众和学界视作积弊重重的中国高等教育终于在改革之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尽管中国教育距离人们的期待尚有差距，但按照萨金特的经济观点，中国的教育对于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说，依然充满了神奇。当他在演讲中提起他的那些中国学生时，萨金特饱含深情：“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为我带来许多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们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

可见，中国教育对于萨金特感触之深，也对他预判中国生产力快速提升提供了最直观的参考。

“中国在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萨金特所说的教育，并不单单是指学校里的教育。“更加普遍的教育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是在工作之中。”他认为，工作中的教育依靠管理来实现，而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能和他人分享好的观点。“关键是，我们如何获得更好的观点。”

萨金特认为，“效仿”是获得并执行更佳观点的最直接途径。“许多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在以‘效仿’的模式进行发展，这其中包括中国。”

萨金特还重点提到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这将有利于非洲对中国的效仿，这对中非两地区人民的福祉都会是一种改善。”而对于成为被效仿对象的中国，他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创新必须成为今后发展的主要动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以向高价值活动转型为前提，技术和知识仍将是重要元素，但中国必须在吸收西方工具和技能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从“十一五”期间已实现的1.75%进一步提高到2.2%。这意味着，中国仍需获得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但重点已向国产知识、技能和创新转移。

一个发生在两年前但至今仍能说明问题的有趣现象是：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人将谈判焦点从“人民币汇率”问题临时改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上。这一改变的背景，是此前不久中国政府推出的自主创新认证体系，要求政府采购优先选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国企业。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认为，中国在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上爬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在高端市场与经济发达国家企业产生正面冲突。“但不能因为外国人不高兴，我们就不创新升级了。”

在演讲即将结束时，萨金特说：“15年后，我也许不会有机会再来到这片土地。但是我相信，中国将在这15年内成为各方面的领导者，中国在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贺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