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国盛产游客但大部分人学不会怎么玩(2)

到魏晋南北朝，知名游客基本上都是骚客，各种诗歌游记不遗余力地做着地方营销;隋唐时，著名游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搞江南巡游，为科举长途跋涉的考生也成为了飘一代;宋元时，游客中混入了老外马可·波罗，而名气不大的汪大渊也很争气，往东去到菲律宾，往西去到伊拉克，往南去到坦桑尼亚，朱彧则证明了宋朝时广州已经有人在用指南针。

到明朝，出百里外必需路引，加上“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思想，让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宅男帝国”，没有功名的庶民是寸步难行。但明朝偏偏除了盛产名太监，还出产知名旅行家——鉴于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最有名的旅行家和太监果然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郑和。

尽管如此，郑和绝对不是明朝唯一成名的旅行家。随便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19岁父亲就去世了，但偏偏又得到了非主流母亲“志在四方，男子事也”的批准，成为了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民间地理学家兼旅行达人，游遍中国十六个省，写出至今依然人气极高的旅游畅销书——《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好的旅游广告，徐霞客到此一游的地方全部拥有了开发成旅游景点的理由。一旦这些地方的门票涨价，就有人思念徐霞客，网文《徐霞客在今天成为旅行家要多少钱》便是其中一个证据。

遗憾的是，仁宗因“经济空虚”颁布“片板不得入海”、“沿海居民内移一百华里”的敕令，让本来朝气蓬勃的中国旅行家就此在未知的世界航路上缺席。恰逢其时，在大洋的彼岸，“游客”渐渐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忙于寻找地理上的空间坐标，西班牙、葡萄牙人洋溢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情;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又开始寻找文化上的时间坐标——他们进入希腊，进入地中海，只为进入想象中的古代文明，进入想象中的东方;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女人也加入了探索世界的旅程，蒸汽机车的窗户让妇女也可以眺望远方;而整个20世纪，暴发户美国人则开始到欧洲寻根，也开始“征服”世界之旅。当然，不能忽略的是，战后好学的日本游客也开始在全世界游走。

到了21世纪，中国终于作为一个“游客帝国”崛起。对他国而言，中国游客从见识浅薄者、学习者、猎奇者，变成了GDP的增长点，变成了衰败经济的拯救者，变成了外交事件中不得不考虑的筹码，也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人数众多却非本国国籍的社会“新成员”。

在20世纪，游记曾经是中国的社论，中国人到欧洲并不是为了买LV，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今天的中国游客，是取经人还是小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郁闷地说。

但对中国游客来说，20世纪却是一个看世界的奇妙开始——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作为中国人，他的视角和老外是如此的不同——在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是欧洲人向往的旅行目的地，旅行者试图寻觅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文化遗产，勃拉姆斯去了8次意大利，歌德也曾抛下魏玛公国枢密顾问的工作，远行意大利写作(有人吐槽说主要原因是躲避债主)。但等到康有为过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意大利不过是个穷地方，而且这个国家CEO的手段也不怎么样：“民贫而赋重，则以治海陆军之故也。”

1903年，梁启超到美洲走了一圈，从此有了谈城市、谈政治、谈社会的《新大陆(8.58,-0.28,-3.16%)游记》;同一年，晚清奇女子单士厘跟着丈夫离开日本，踏上她遍及俄、德、法、英、意、比、埃、希的漫长旅途，终于发现了裹脚不是女人的义务，因而写成最早的中国女人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

在20世纪，游记曾是中国的社论——上述人士的一个共同点，是游记阐发了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想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发展的镜像。中国的救国游客努力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大片《建党大业》里就提及毛泽东到北京，亦是为了与同伴募款到法国去，寻找救国之道。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旅游业低调诞生——晚清时，上海租界区有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1923年，上海银行家设立“银行部”，为中国人办理出国手续兼代订车船票;1924年，第一批老外的旅游团赴杭州游览(但直到2012年，福建省建宁县才“迎来首批纯种外国人”);1925年，中国有到日本的“观樱团”;1927年，中国有了第一本《旅行杂志》，同年“中国旅行社”也申请到了营业执照……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到欧洲并不是为了买LV，他们放入旅行箱的，是一份别绪，一份忐忑，一份期许。

1949年之后，“华侨服务社”、“中国国际旅游社”、“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相继出现。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对国内旅游依然实行“不宣传、不提倡、不反对”的方针。好在，急之国一字记之曰“快”，在短暂的30年后的今天，当罗浮宫的门票只收85元人民币时，张家界(9.73,0.03,0.31%)的天门山舞台剧的贵宾票就要350元。

澳大利亚人因为中国人开始吃鲍鱼;英国人戏谑人民币是北京镑;韩国地铁报站采用汉语;雅加达的超市挂大红灯笼促销;美国的酒店房间开始配上电热水壶，酒店提供粥和咸菜，还做大了中国人最爱的奥特莱斯;欧洲将“请勿吐痰”和“欢迎使用银联卡”都做了中文标识……短短30年，中国游客展示出无形的力量，它甚至改变了他国的社会生态。

时至今日，有一种GDP叫做中国游客——这个逻辑对中国的旅游城市与他国的旅游城市都管用。加拿大联邦国库委员会主席戴伊就拿出过如下数据：2020年，将有一亿中国人出国旅游，而中国游客在加拿大平均花费一般为每人1600美元。

于是，在国内，一心为地方GDP作贡献的旅游景点要么变成假古董，要么破坏生态环境，要么将文化传承抛诸脑后;在国外，本该浪漫的异国旅行，时常被旅行社设计成只为购买伴手礼的银联卡之旅。其中，总有些中国游客的不守规矩与疯狂血拼，让一心搞好旅游业的老外痛并快乐着——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有文章，标题是《中国游客：亚洲新的“丑陋的美国人”》。可见美国人自己也不怎么样，即使弄出一个《世界公民行为准则》也没有起色。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让一些中国旅行团在老外眼中变成来自东方的马戏团，团友则沦为了带来快乐(例如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小丑”。但是，这仍是一种难得的进步——零点调查公司1995年第一次进行“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调查，城乡居民中超过40%的人直接回答不知道或者与我无关。而17年后的今天，中国游客起码不再为认识自己而疲于奔命，终究开始认识世界。

所以说中国盛产游客，但大部分人连怎么玩都学不会。拉阔视野也好，体验文化也罢，中国游客似乎应该先学的，是怎么去玩。

《孤独星球》作者托尼·惠勒和莫林·惠勒夫妇有一个说法，认为旅行是一种人类的本性，也是地球生物的本性。“旅途中，人类的天才智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旅途中，有新奇的感受，有神奇的发现，有生活的改观，有人生的超越。真正的旅行是一种人生体验。”

因此选择旅行方式，也是在选择生活方式。有人穷游，陈宇欣搭火车晃晃荡荡走完西伯利亚铁路全程，顺便成为中国北极裸泳第一人;有人打工游，吴非全球旅行打工，一年实现一个梦;有人贯彻周作人“30岁后旅行只是为了吃”的思想，记者蔻蔻梁辞职80天环球旅行;有人立志环游世界，60多岁的张广柱夫妇卖掉房子环游世界，最后变成了伊利广告;还有12个年轻人卖掉房子、辞去职务，用800万买了两辆房车，如今正在环游世界。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旅游方式——师奶带着电热水壶和简易麻将参团、高富帅到非洲打猎、白骨精到欧洲滑雪、富二代去欧洲游学、驴友3000元游遍欧洲、裸婚夫妻蓄钱到巴黎和平街13号买卡地亚(微博)、小清新穷游你几乎没有听过地名的地方、理科男则骑着自行车全世界找Wi-Fi。

有评论说“中国人只有旅游没有旅行”，这可不是“游客帝国”应该有的文明。“游客帝国”所见的世界(world)，不应是被金钱(money)颠倒的morld——每一个旅人的每一段旅途，纵使再微不足道，也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小小火花，有一天它会改善自我生活的处境;每一段旅途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生最好的手信——手信不是指给美女同事买的Longchamp饺子包，而是精神上从未有过的体验。

游人所见的世界，可以改换内心的天地。也许，旅行不一定有收获，不过是做点无用的事;旅行是无分远近的，皆因风景可能就在身边;旅行未必有目的地，虽然漫游的旅人总是突然就找到人生方向;旅行甚至不是必须的，只要你在无趣的日常生活之中，依旧可以找到几乎擦肩而过的感动。
 

责任编辑：王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