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消费水平真低……”黑瘦的出租司机周师傅不断地重复他对省会城市的印象。女儿在西安科技大学上学,他也曾去过西安几次,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那里低廉的物价。
而说起榆林,他就不停地念叨什么都贵。他开出租车每天收入200元左右,而家里四口人每天买菜就得花去30几元钱,占去当天收入的15%。
菜价他还可以负担得起,但这个城市高昂的房价让他难以承受。这个从郊县迁进市区的进城人员,最羡慕的是市区卖地、拆迁的居民,他们往往能得到一大笔可观的赔偿金,或者一套市区的房子。
“现在榆林城乡收入差距是3.6倍,而全国平均水平是3.3倍。”榆林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发展战略组委员、榆林市委党校副教授曹汉武对记者表示,“少部分人从资源开发过程中获益。”
十多年来,榆林经济增速曾连续保持陕西省第一,GDP远超关中传统工业城市咸阳、宝鸡,紧追省会城市西安。不过,随着榆林成为区域内的新贵城市,也品尝到资源无序开发带来的苦果——环境恶化,而富人们的“弃船心理”导致资金不断外流,这个能源新贵逐渐丧失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被暴富拉动的繁荣
走在榆林市高新区宽阔的榆溪大道上,两旁的现代化大楼和高档住宅楼林立,如果不是脚下被风吹到马路边上的细沙和几百米开外绵延的沙梁,很难令人想象自己置身在地处沙漠边缘的城市。
这个曾经在关中人看来贫瘠偏远的陕北城市,如今却成为陕西省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2001年,榆林GDP只有92.09亿元。十年后,这座城市的GDP达到2292.26亿元,增长了24倍,经济总量跃居西部地级市第三位。
在榆林经济井喷式的增长过程中,一些人依靠富集的能源迅速致富,随之出现的是满大街的豪车以及畸高的房价,他们用惊人的财富与消费能力影响了这座城市。
当地一位三鲜餐馆的刘姓老板告诉记者,他认识的一些煤老板车库里往往停着多辆上百万元的好车。更有甚者,在西安、北京、上海等地机场各放一辆车,一旦出差到这些地方,下了飞机就可以直接开上自己的车。
这种对名车的追逐、攀比甚至演变为当地生意场上的潜规则,一辆价值不菲的车能代表你的实力与信誉。如果来谈生意不开好车,对方根本就不搭理,更别提谈合作了。
除了名车之外,这些迅速富裕起来的榆林人在房地产上也出手阔绰,这被认为推动了榆林房价的虚高。榆林市高新区阳光广场周围小区房价是全市最贵的,均价在1万元左右,其他一些郊区的7000多元,城区的都要8000元以上。
“房价可能比西安还要高。”曹汉武告诉记者,“这里的房价是有钱人拉上去的,真正买房的还是他们。在前几年楼市旺盛的时候,他们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手段。”
在榆林高新区,伴随着地价、房价的猛涨,一位外地的推土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为身家过亿的富豪——在高新区刚起步时,这位外地人开着自己的推土机招揽生意,哪个村子的沙地要被征用,他就去负责推平沙梁,平整土地。但是,这些村子无力支付费用,就从这些不值钱的沙地中划出一部分给他权作报酬,现在他占的这些地皮已经价值4亿元。
被财富遗弃的家园
在富人风光的背后,是榆林普通市民生活空间的压缩。
“富人消费水平比较高,带动物价升高,这样城市就产生富人排挤穷人的现象,穷人没有生存空间。”曹汉武表示。
在这个城乡贫富差距达3.6倍的地区,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相差也很大,能源资源型行业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这也导致了在神木、府谷这些能源主产区个人收入差距非常大。神木资产上亿的人家有6000多户,府谷也有1000多户,当地一位观察人士称,有实力的煤老板一年收入甚至相当于全市农民纯收入的总和。
资金等要素也在不断流入能源行业,能源化工行业在榆林全市的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为70%左右,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8.9%。榆林市市长陆治原认为,随着近些年能源价格的走高,能源化工产业对其它产业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
由于资源分布不均,榆林区域内发展不均衡现象严重。北部资源富集的六个县区占全市GDP总量93%,南六县占7%;北六县地方财政收入占到全市的98%左右,南六县仅占2%。
南六县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由于地处山区贫困人口多,而白于山区更是陕西省扶贫搬迁的重点区域。出人意料的是,南部地区虽然贫穷但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却比北部高。
“南六县收入差距比较小,生态环境也比较好,社会治安好,居民对生活比较满意。”曹汉武说,北六县幸福指数不高主要还是因为收入差距特别悬殊,房价、蔬菜价格等物价水平比南六县高。
这种幸福感的差异直接体现在社会治安状况上,前几年神木的社会治安问题比别的地方多。最近几年,神木在管理创新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实现网格化管理,社区管理与信息技术上投资也比较大,社会治安满意度比过去好。
当然,这也得归功于公共服务的改善。这几年北六县在发展过程中,民生投资也很大。神木、府谷在医保、养老、免费教育投资不少,前几年神木全民公费医疗的做法产生不小轰动,此举还受到民政部的肯定。此外,一些煤老板投资慈善,资助贫困学生、捐款办学,甚至有几位还上了胡润慈善榜。
不过,榆林生态补偿与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这导致当地生存环境、投资环境恶化。而富人很多定居在外地,甚至移民国外,他们无需承担这些恶果,这只能由当地普通百姓来承受,因此在资源开采中,很多企业主甚至不计后果。
让当地政府头疼的是,这些年来,榆林因能源带来的财富往往留不住,纷纷流到外地。“人们赚钱以后就把钱转到外地,甚至转到国外。”曹汉武认为,这样下去形成恶性循环,也让榆林未来经济只能继续依靠资源,转型缺乏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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