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在彼岸

文/薛涌

世界最顶尖的大学，无论是前20所还是前50所，大部分都在美国。美国的高等教育独步于世，乃不争之事实，进而对世界各国的大学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如今饱受应试教育之害的中国，从家长到教育界，都频频要参照“美国模式”。特别是在大学录取上，不仅国内的高考改革需要参照美国经验，中国学生决定到美国读本科的也越来越多。“美国高考”对于中国许多家庭来说，已经成了自己孩子的“高考”。

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处于危机中。关于“美国高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休止过。在美国如同在中国一样，“高考”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个社会公平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属于一国之核心制度。这一制度，一直都在顺应时代而不断地改革完善。

严格地说，“美国高考”是个误导性的说法。美国没有中国那样的高考，有的是大学申请。这种大学申请，是学生和大学双向选择的过程：在大学挑选学生的同时，学生也可以同时申请若干学校，最后在录取自己的学校中进行取舍。这种申请，只有SAT等学术能力测验和中国的高考略为接近。另外则还需要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GPA)、在同年级学生中的排名、推荐信、个人自述和履历(包括取得的各种成就)等等。另外，许多一流大学还要进行面试。当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这种意义上的“美国高考”，在大部分学校越来越变得像是走过场。学校操心的主要是生源，乃至录取率经常在80%以上。真正有意义的竞争，集中在少数高水平的大学中。中国大学扩招后，也在走向类似的道路。

上述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许多读者恐怕没有意识到，上述这套制度，基本上是在二战之后才确立的，和中国高考的历史其实差不多长，其间也经历了各种流变。其中最为突出的看点，还在于对学生素质的衡量及筛选。最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的高考分数挂帅，美国的高考则考虑综合素质。有些高考成绩不突出的中国学生被哈佛全奖录取的故事，也在媒体盛传。这种对综合素质(即领袖才能、品格等等)的强调，大概是美国高考对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最有吸引力的亮点之一。然而，也正是在这一面的背后，“美国高考”有着相当复杂甚至丑陋的政治社会史。与之相对，应试化的选择标准，在大部分时间则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力量。“美国高考”发展到今天，并成为维持世界一流大学质量的核心要素，实在是充满了种种“歪打正着”的戏剧。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著名的Alma Mater女神铜像。本报资料室/图

D1~D2

蓝血贵族圈

统治集团和常青藤的师生，基本都集中在东北部地区。排斥其他的竞争者挤入这一蓝血贵族圈，是常青藤的首要目标之一。

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前，并无所谓“高考”。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读大学至少需要高中毕业。在1870年，美国17岁的孩子中只有2%接受了高中教育，1919年这个比例跃进到17%，1930年达到32%。可见，在二十世纪之前，美国的大学没有足够的生源进行筛选，全国性的高考属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二，当时的大学，主要是集中在东北部地区的几所常青藤。这是富家子弟镀金的地方，主导的是“俱乐部文化”而非“学术文化”。到十九世纪末，一系列的贵族寄宿高中已经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盘根错节，成为常青藤的主要生源供应学校(Feeder School)。这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小世界。常青藤各校虽然大多也有录取考试，但这些考试都是各自为政，目的主要是维持自己的“格调”，而非认真“选才”。比如，各校的入学条件都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种古代语言主要是那些贵族寄宿高中讲授的内容。由此自动排除了“外来”的竞争者。有时为了吸引富家子弟，考试标准非常低;考试通不过，也往往可以“有条件地入学”。所以，只要家里有钱，基本就可以去哈佛、耶鲁等等名校读书。哪里还需要什么“高考”?第三，十九世纪中后期州立大学崛起，但各州都致力于为本州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除了西点等四所军校外，没有国立大学。自然也不可能生成全国性的“高考”制度。全国性的大学，主要由私立大学担当。可惜的是，此时美国的统治集团已经被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把持。常青藤成为他们把自己的统治世代化的工具。这个统治集团和常青藤的师生，基本都集中在东北部地区。排斥其他的竞争者挤入这一蓝血贵族圈，是常青藤的首要目标之一。“高考“的开放性，自然与这样的体制格格不入。

但是，也正是在十九世纪末，这种固步自封的制度受到强烈的挑战。毕竟，美国的建国理想，是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平等”精神和社会流动。当年轻的国家立足、承平日久后，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自然盘根错节，等级社会结构渐渐生成。到南北战争后，美国经历了急剧的工业化工程，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史无前例的发展动力，自然不是仅仅靠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蓝血贵族。像卡内基这种童工出身的移民，成为领导社会的企业巨头。平等的国家精神在与固步自封的既得利益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在教育上，联邦政府通过“颁地法”分配给各州大片的联邦土地，鼓励后者用出卖土地的收入建立和发展州立大学。这种独特的“土地财政”，使州立大学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国际上，德国的研究大学勃然而起。美国精英阶层中那些有幸到德国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回国一看，就觉得常青藤如同笑话。于是，模仿德国大学而建立美国的研究性大学的风潮大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芝加哥大学(1890年)、斯坦福大学(1891年)等新型大学迅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挑战着常青藤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另外，1874年，密西根最高法院裁决容许用纳税人的钱支持高中教育。此口一开，高中教育逐渐在全美蔓延。平民阶层接受高中教育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1910~1940年的“高中运动”，使美国接受高中教育的适龄青年的比例到1940年时达到73%。而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中西部地区一些比较富裕的州。这样，新英格兰和纽约地区几所贵族私立寄宿学校在大学生源上的垄断地位就被颠覆。

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为核心的常青藤，此时仍然沉浸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优越感中不能自拔。这些学校本来就是教会学校，强调对自己所属的教派的忠诚。校园文化以家门、体育才能、兄弟会等为主宰，学习只是个陪衬。1903年，以Irving Fisher教授领衔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 耶鲁的学术质量持续下降，在顶层学生中尤为明显。学生们普遍认为，到耶鲁来就是为了认识人，读书是个错误。1904年耶鲁毕业班的纪念册吹嘘：“耶鲁比起任何学校来都有更多的绅士、更少的学者。”普林斯顿的校长Francis Landley Patton自己就在教授会议上公开说：“绅士们，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不得不承认：普林斯顿是富人的学校。而富人并非是经常到大学里来读书的。”虽然在著名的校长艾略特的领导下，哈佛的学术质量明显在耶鲁和普林斯顿之上，但当时的一项报告揭示，哈佛的优秀学生，每周用在上课、读书上的时间也不过25小时。差的学生就更不读书了。用功的学生被讥笑为“苦磨”(grind)。1907年，55%被哈佛录取的学生实际上达不到入学标准。1909年，57%的耶鲁新生不得不被“有条件录取”。1909~1909年间，普林斯顿的新生被“有条件录取”的比例在56%~65%。这还是在当时的伍德罗·威尔逊校长大力提高学术质量的努力之下发生的。一句话，常青藤三巨头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废物。

事情明摆着，如果常青藤不改革，还是任一些富家子弟在校园里吃喝玩乐，那么常青藤的教育就成为笑话。同时，平民阶层已经有了高中上。如果出色的话，还能升入州立大学。只要他们不停地发奋，这些州立大学超越常青藤也是指日可待。当然，这里还有财政的因素：州立大学有纳税人的支持，可以海纳才能出众、肯用功的平民子弟。常青藤是私立，当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学费。如果让纨绔子弟占据主导，不抓学术则难以维持声誉，抓则许多不争气的孩子不得不辍学，断了学校的财源。更不用说，一旦常青藤成为高等教育的笑话，才能优异的富家子弟可以去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研究性大学读书。常青藤的统治地位可谓岌岌可危。